一本护照讲述印尼归侨回国心路历程

　　一本护照，不同年代，不同际遇。四十年代，印尼护照尚能由本人保管，有效期为一年，而且出入印尼手续简单；到了五十年代，回国者需要在临时护照上注明“永远不回印尼”等表明态度的字样，回到国内后上交；六十年代，凡持有中国护照者一律在印尼海关处当场签字承诺，表明态度，才允许登上由中国政府派来的船只。上世纪中叶，沈君荷、关光秀、周慧兰三位不同护照持有人经历了三种不同的印方态度，从侧面反映了印尼华侨华人的艰辛回国路。

游子回家，不需要理由——一本护照讲述印尼归侨回国心路历程

文/《钱江侨音》记者 蔡小飞

　　“呜——”汽笛一声长鸣，巨轮缓缓启动，徐徐开出码头，驶向蔚蓝海洋，朝着中国的方向前行。

　　上世纪中叶，印度尼西亚华侨华人涌现“归国潮”，回国的大多数是热血青年，他们怀着一颗热爱祖国，致力于家乡建设的赤子之心奔向祖国母亲的怀抱。从此，扎根乡土，一门心思搞建设，促发展，即使在黑色岁月，由于所谓的“海外关系”遭受不公平待遇，在海外亲人的不断呼唤中，依然选择留在熟悉的土地上，凭借个人努力和顽强意志等来一片曙光。

　　人物：沈君荷

　　1936年出生于先达市

　　1948年跟随父母回国

　　护照情况：全家人持有印尼护照，可自由出入印尼，有效期为一年。

　　从机关退休后，沈君荷利用空暇时间写了一本回忆录《岁月回眸》，提供给沈姓族人做参考。书里记录了他的海外、国内成长经历，从八岁到七十有余，跨度为一甲子。

　　1936年，沈君荷出生在印尼先达市，他是第二代华侨。父亲为他取名“君荷”，“君”是沈家的辈分，“荷”是指出生在荷兰统治的年代（彼时印尼尚未独立，属荷兰殖民地）。

　　上世纪二十年代，国内军阀混战，民不聊生，年仅14岁的父亲沈忠安为谋生计，离开故乡福建连城，跟随堂叔沈忠松乘着小木船，冒着生命危险“漂”到印尼。先是抵达爪哇省万隆市，之后转到北苏门答腊岛先达市。

　　先达是一座华人居多的城市。父亲先在一华侨开的鞋铺里当学徒，后与人合伙开鞋店，同时经营橡胶和皮革，凭借勤劳双手慢慢积累财富。

　　沈君荷就读于先达中华学校，一所专门为华人子女开办的学校，老师、员工均为华人。尽管享有办校的独立性，但遇到印尼重大节日，依然要悬挂印尼国旗。遇上当地组织的募捐活动，学生们也要捐款。

　　对祖国的认识，除了课本、老师、家人的讲述，更多更直接的了解来自同乡会。离家不远的福建同乡会时常开展一些文艺演出，表演者为进步青年，演出节目具有一定的政治倾向，如《团结就是力量》、《义勇军进行曲》等听了令人血脉贲张的歌曲。“每看一次演出，就是接受一次爱国主义教育。”

　　沈君荷回忆，小时候，一家人居住在城市，社会环境相对安稳，但生活在城市外围的华侨华人的生活却不尽如人意，亟待改善。

　　1948年，父亲想将四个儿子送回国内念书，母亲放心不下，加之父母思乡心切，最终决定全家回国。此后，随着护照的过期，一家人再也没有去过印尼。

　　人物：关光秀

　　1936年12月出生于泗水市

　　1953年在叔叔的陪同下回国

　　护照情况：回国前，退还印尼护照，持临时护照登船回到中国，后上交。

关光秀的印尼出生证明

　　“再见了，妈妈！”“祝福我们吧”，一群华侨青年情绪高涨，奋力地摇晃手臂，对着亲人呼喊，码头上人山人海，笑声哭声汇成一片。

　　1952年冬，在荷兰籍“芝查连加”号客轮上，17岁的关光秀正满心欢喜地期待着他的回乡之路。自出生以后，他就生活在泗水，脑海里，“祖国”是一个大大的问号。

　　客轮从印尼出发，辗转香港、广州两地，一个月后，抵达福建莆田。第一次踏上家乡的土地，关光秀很兴奋，心里很踏实，“终于回到父辈口中经常提及的家乡了。”

　　选择回到祖国，对当时的热血青年而言，是一个痛快的决定。1949年，新中国成立。消息传来，印尼华人无不欢呼雀跃，从小受到爱国爱乡教育的青年们一个个激情澎湃，纷纷要求回国，参与社会主义建设，奉献自己的智慧力量。关光秀就是其中一个。

　　“在印尼，华侨子女没有机会上大学。但国内不一样，人人都有机会上大学。”冲着这一点，关光秀打定主意回国，父母起先不允许，但当时政府对归侨有照顾政策，而且“落叶归根”的中国传统观念也促使他们点头。

　　“除了在印尼的出生证明自己保存外，临时护照之类全部上交了”，回到莆田后，关光秀以归侨身份得到照顾，福建归侨接待处给他送来了棉被、衣物等生活用品，还将他安排进了一所补习学校。

　　在泗水，关光秀一家生活在华人区，大家平时交流都使用家乡方言。回国后，语言并不成问题。但在联合中学（印尼的华人学校）接受教育时，尽管授课教师也是华侨，可是上课内容按照规定为印尼历史与政治，所以对国内这两方面的内容，他知之甚少。

　　经过半年进修，暑假后，他正式进入莆田二中学习，并于1956年报考杭州大学数学系，后顺利被录取。毕业后，关光秀留在了杭州工作。

　　人物：周慧兰

　　1942年出生于巨港市

　　1960年只身一人回国

　　护照情况：持中国护照，在印尼海关处当场签字承诺永不回印尼，回国后上交。

　　孙女：“奶奶，当时印尼环境那么好，食物又这么美味，你为什么要回来？”

　　周慧兰的孙女得知奶奶是印尼归侨，忍不住问她。

　　为什么回来？对于周慧兰这一代人来说，不需要解释。

周慧兰回国前在印尼的居所

　　从祖父挑着两筐胭脂、花粉下南洋，到父亲购买中国书籍在当地经营销售，周慧兰一家在印尼的生活水平一直在提升，等到她出生，家庭条件已处于中产。尽管如此，父母对家乡始终念念不忘，在家里每个人都讲绍兴话。

　　因为对家乡的思念，父母经常向孩子们讲岳飞、郑成功等民族英雄的故事，描绘一幅幅绍兴的风土人情。加之父亲销售中国图书，她借此把书籍读了个遍，对中华民族文化产生了更多好感。

　　1953年，周慧兰随父母来到雅加达，进入中华中学读书，校长即华侨教育家、第三届全国侨联主席张国基。在雅加达生活的日子里，周慧兰获得前往大使馆的机会，大使馆与当地华人关系友好，每逢过年，邀请华侨华人观看国内革命电影《青春之歌》，阅读《人民画报》等刊物，也正是这段经历，让她对祖国更加向往，对回国充满更多期待。

　　1960年，时值印尼排华情绪最严重的时期。周慧兰说：“那时走在大街经常会看到有人辱骂华侨华人。”而且，在当地，很多成绩优异的女孩毕业后都当起了家庭主妇。个性好强的周慧兰不愿意平庸度过一生，18岁的她决心回国，父母给予支持。

　　尽管受到排华压力，父母也不愿意让女儿加入印尼国籍，他们甚至希望其他子女也能够一个个回到国内。

　　在印尼海关处，海关工作人员告诉她，“如果离开印尼，就要承诺永远不再回印尼了。”周慧兰毫不犹豫地签了字，踏上了由中国政府派来的船只。

　　离开是在1960年底，等船靠岸，已经是新的一年。当看见鲜艳的五星红旗在广州码头上随风飘扬时，周慧兰说，“同行的人都激动得直落泪。”

　　今年2月，周慧兰的大儿子带着孩子去了雅加达，在母亲的嘱咐下，他们去看了看老宅。儿子回来说，跟母亲当初的经历相比，现在的印尼社会环境很不错，印尼人的文明水平得到很大提高。

　　离开父母，放弃舒适的海外生活，选择回到一个新生国家，投身社会主义建设，这是印尼华侨对新中国的肯定。在他们身上，我们看到了一种更加深切、忠诚的爱国热忱，不计较个人得失，全身心奉献一生。对年轻一代而言，已经难以理解他们的选择，究竟是什么样的理由使他们如此坚定不移地回国。也许，只是一个最简单的解释：游子回家，不需要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