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前，当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践踏中华大地，无数中华儿女以血肉之躯筑起钢铁长城。在这场关乎民族存亡的战争中，海外华侨华人以拳拳赤子之心，谱写了一曲曲气壮山河的爱国篇章。而在这支浩荡的爱国大军中，浙籍华侨朱镜宙的身影尤为闪耀——这位戴着圆框眼镜的浙江书生，曾在巴黎和会的屈辱中奋笔疾书，在殖民统治的压迫下坚守正义，以墨为刃刺破黑暗的抗日先锋，用文字点燃南洋侨胞救国热情的报界英杰。
让我们走进新加坡国家图书馆，翻开来自1919年泛黄的《国民日报》，了解他的传奇人生。
朱镜宙（1890—1985年），浙江乐清人，字铎民，章太炎的三女婿，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活跃人物。抗战时期，朱镜宙临危受命在大后方为抗战积极筹资，为抗战贡献了自己的一份力量。
今年是朱镜宙诞辰135周年，也是朱镜宙任职新加坡《国民日报》总编辑105周年。日前，发现一批1919年5、6月间的新加坡《国民日报》，其中署名有朱镜宙的数量多达30天，报纸不仅记录了五四运动发生后南洋华侨对祖国局势的关切，更承载着朱镜宙以言论力促华侨团结的爱国精神和民族情感，展现了开明的态度。
报纸简介
20世纪10年代是中国的多事之秋。“武昌一夜枪声，结束了满清二百六十八年统治中国的局面。”朱镜宙在回忆录《梦痕记》如是记述辛亥革命成果。但是，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中国并没有就此进入宪政，更没有进入和平、稳定与发展。袁世凯出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北洋军阀四分五裂，各大军阀拥兵自重，为了争夺最高权力，纷纷投靠帝国主义，中国大地军阀混战连年。因国内形势紧张，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为了巩固和发展革命力量，来到南洋等地力图建设成后方阵地，大造革命舆论，以争取广大华侨的支持，从而曲线革命。
于是，1914年5月26日，《国民日报》在新加坡创刊，陈新政任总理，丘文绍为经理，总编辑聘雷铁崖。“《国民日报》创刊后即以中华革命党在新加坡的宣传机关报的名义而存在，成为革命党在新加坡的宣传喉舌。”据钟声《新加坡华文报<新国民日报>研究（1919—1928）》介绍，陈新政、李振殿等其他国民党人向英荷法美暹等地华侨华人募集股本，招得股款近3万元。“陈新政，福建人，侨居槟榔屿，业杂货。槟榔屿《书报社》《光华日报》、新加坡《国民日报》，皆为其所手创。国父（孙中山）奔走革命时，曾数度寓居槟城，颇得其助。”朱镜宙回忆自己因冯自由介绍得识同盟会会员陈新政，当时革命同志还有新加坡的张永福、陈楚楠、林义顺，雪兰莪的邓泽如，怡保的郑螺生。
《国民日报》的办报宗旨很快就引起了袁世凯的反击，指使当地政府对该报强加管束，而当地华侨在信息交流颇为封闭，信息传递极为缓慢的时代无法及时了解国内政局，更无法及时更新对国内政局既有认识，在他们的心目中，不管谁当家，刚刚建立的国民政府就是唯一合法的政府，任何反对这一政府的势力和个人则不为他们所认可。在这种情势下，《国民日报》的销量极小，作为一份销量极小的政党性报纸，资金周转困难，最终经费枯竭自然难免。1915年8月31日，该报被迫停刊，之后一度改出《国民杂志》，终也无济于事。后来，派薛木本来重振，1916年2月《国民日报》复刊。
任职始末
1919年1月18日，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后协约会议在法国巴黎郊外的凡尔赛宫召开，即“巴黎和会”。27个战胜国派代表参加，英国、法国、美国以及意大利的代表被称作“四大”，主导了《凡尔赛条约》的制定过程。在1月27日和28日的会议上，出席和会的中国代表王正廷和顾维钧据理力争国家利益，维护民族尊严，要求归还山东，但日本企图借机将战前德国在中国山东的全部权益转由日本继承，英美法三国甚至不惜牺牲中国的权益，以满足日本的贪婪野心。此时国内，徐世昌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后，为谋求南北和解，结束内战，派出北京政府总代表朱启钤和孙中山的广州军政府总代表唐绍仪于2月20日在上海德国总会举行会议，但双方各持己见，和谈处在疆局。
远在新加坡的国民党员及《国民日报》董事洞察到这一局势的严峻性，为密切关注两个和会的动态，发好报馆声音，争取华侨力量，以期扩大革命党在南洋阵营，于是委托广州文化名人梁冰弦代聘编辑。这时，朱镜宙因在孙中山军政府出版过著作《民国政制改造论》，时与广州卫戍总司令徐绍桢等5人奉命代表广东世界和平共进会到上海向“南北议和”的双方总代表陈述意见，又在《申报》发表了其所起草的《广东世界和平共进会宣言书》，并言及“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世界和平之障碍在于远东问题，远东问题关键是中国问题，此问题一日不解决，则世界永久和平之望亦殊不可保。”以及致函时事新报记者讨论南洋建国以解决远东问题，力促祖国统一，由此名声大振。
5月15日，朱镜宙与广东刘抱真自香港搭英商渣甸洋行Yat Sing轮船前往新加坡，接任《国民日报》总编辑兼主笔，并兼上海《时事新报》南洋特约通讯员。离开广州前，军政府参议院议长林森、军事委员会委员钮永建、军政府秘书俞凤韶以及徐绍桢都赠言相送。是月21日，《国民日报》“本报启事”连续三天通告朱镜宙抵达新加坡消息，“兹已由祖国遴聘朱、张、梁三君来社主持笔政，除张君先到外，而日昨朱、梁二君亦已同时抵叻。二君品学兼优，不日定有名言伟论，以副阅报诸君之雅望也。”并胪列新调整的编辑部职员姓名及职务等信息：临时主任朱镜宙、协任梁一余，撰述张叔耐、协任古持公、冯勇三，翻译刘抱真，校对麦邺林。除朱来自浙江、张来自江苏外，其余5人均为广东人。
朱镜宙主持《国民日报》后，更加重视民主共和宣传，反对国内政局，抨击帝国主义。较比此前，报纸保持日出4大张16版，但内容更加丰富，版面更加规范有序，设有世界要闻、国内要闻、广东要闻、福建要闻、南洋要闻、本坡要闻及广告版面，加推巴黎和会、上海和谈以及五四运动等国内外时政要闻，并亲自撰写时评和社论，“力劝华侨，捐弃小我，相互团结于大中华民国之下。并说团结即是力量。”朱镜宙自豪地说，“在数个月中，（报纸）销数竟骤增三百余份，可见我当时的言论，在许多华侨社会中，已发生了很大的影响力。”此外大胆改革，6月14日起，在报纸首页印刷“敬告侨胞速醒 振兴国货 挽回利权”“我为中国人必用中国货”等醒目文字。6月20日，将副刊改名为《新国民》，设新政潮、新小说、新思潮三块内容，“以容纳世界最新思潮、最新学说，翼一新我国民之耳目。”《新国民宣言》发出强烈的政治因素，“改造世界、改造国家，吾辈责也。”
8月6日，《国民日报》遭英殖民地当局查封。朱镜宙在《梦痕记》记录了当时经过，“接到英政府通知后，聘请英籍律师与之交涉。英政府毫不隐瞒地说：只要朱某离开报馆，国民日报仍可在新加坡照常出版。”当经理谢文进告诉这个消息时，朱镜宙就问文进：“你的意思怎样？”文进说：“我们寄人篱下，还有什么话可说！”“好！那，我就离开报馆。”1919年10月1日，更名后的《新国民日报》重新刊行，谢文进任经理，张叔耐为总编辑。1939年4月，《新国民日报》与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创办的《南洋商报》合并，成为南洋报社公司属下报纸。1983年初，《南洋商报》和《星洲日报》合并，出版新加坡《联合早报》与《联合晚报》。如今该报平日发行量约为20万份，除新加坡发行之外，也在中国大陆、中国香港和文莱等地少量发行，是获准在中国大城市发行的海外华文报纸。
文章盘点
朱镜宙在《国民日报》的开篇文章是他到达新加坡的第3天，即5月23日，题目叫《上海和会之观察》。针对当时“上海南北和平会议又告决裂，国人皇皇颇虑战争之复起”，他以自己从祖国刚来、曾亲历南北和平会议的奔走者及观察之所得，采用“时评”方式，向远在南洋的海外侨胞分析和谈进行中的决裂现象，“不仅一次而止，或一而再而三，皆在不可知之数。”认为这或为“间接促进和平之一种方法”。紧接着，他的社论《敬告侨胞父老书》连载在24日、28日、29日及次月2日、4日，以通俗语言、中外事例，激励引导侨胞“保持海外固有之地位，力图前途之发展，不可因‘省界’‘党争’为大团结上之障碍，自觉以改良其旧式的奋斗精神与形式，切勿以眼前之境遇为已足可也！”
据张朋强《朱镜宙年谱》介绍，此后，朱镜宙的时评、社论接连不断见刊于《国民日报》。5月26日，时评《欧洲和会与中国》，他谴责欧洲和会牺牲中国权利而维护日本利益，当知和会之价值已不难概见，今后国人惟有自觉自救。27日，在时评《蔡元培先生辞职》文中，盛赞蔡元培主持北京大学以来，成绩斐然，今为保全学生而辞职，直言“为我国沉沉黑暗之教育界前途放声大哭”。28日，时评《对外无党事》。30日，发表时评《南北和会决裂》，陈述决裂的根源在于双方代表意见之龃龉，深望北京政府及早让步，共造国家前途。31日，时评《呜呼中国之武人》，抨击护法军兴以来，北方军阀不图维护法律之尊严，只在争讨钱地。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朱镜宙的身体在那段时间很不好。“抵新加坡后即卧病，前后凡二十天。”两个月后的27日上海《时事新报》报道了这事情。
6月2日，《国民日报》刊登朱镜宙致电广州军政府林森议长、吴景濂议长、褚辅成副议长等众、参两院全体议员的公开信，他提请致电美国总统威尔逊的代表及其国会，反对和约草案意见书内容，不能签约，并提醒国人特别注意。6月4日，发文《不战不和之中国》，次日加推时评《到底谁无诚意》。6日，他以《闽事感言》时评对救国事业的期望。7日，发表《为南北和会进一言》和《送陈嘉庚先生归国》时评2篇，感叹陈先生捐资办学“为教育界泰斗，当垂不朽”。9日，刊登社论《禁止武人组阁》之《武人组阁之弊害》。次日，发表时评《段祺瑞仍无悔祸之心》。11日，又社论《禁止武人组阁》之《武人组阁之经过》。同时刊文《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时评山东问题还未处理好，内外蒙古争议又发生，叹息北京政府的外交无能。12日，发表《蔡先生果能北还乎》，遣责北京政府统治下的“中国式之半官僚性质”的学校没有言论自由、思想自由权，不利学术进步。
6月13日，朱镜宙的时评《统一铁路问题复活》刊登，他说“各国与吾国所订之路线皆为政治上之势力圈”，北京政府不重视此重大问题，但我们要有办法掌握陈议权。14日，发表时评《可怜之东亚武夫》，16日时评《中外政府之反比》，17日时评《文明行动》、社论《答朽木君问》，引导侨胞热爱祖国。18日，在时评《学生以爱国得罪》文中，他强烈批评北京政府被捕学生，并扬言学生爱国演讲，不要暴力相加，应该理性对待。19日，时评《根本救济》，朱镜宙勉励侨胞要努力，积累资本，设立工厂，为救国之根本。20日，时评《制宪》的重要性。21日，时评《为我可敬可爱之同胞进一言》，署名“铎”字，此为其名字字号“铎民”的首字。需要注意的是，他此前在《国民日报》都是用“镜宙”署名，并且这是在该报见到朱镜宙文章的最后一篇。据新加坡国立大学图书馆公开的数据库显示，《国民日报》随后仅印了6月23日、27日、28日、30日报纸，7月份起再也没有出现过。
《国民日报》为何在朱镜宙手上停办？原因很明白，朱镜宙以言论激励华侨大团结，批评殖民地政治，引起英政府仇视，被迫辞职整顿报馆。“消息传至新加坡，华侨学生同样群情激愤。”朱镜宙在《梦痕记》记述了五四运动发生后他在新加坡引导学生爱国，一天上午，他与梁绍文在华侨领袖庄希泉的橡胶园作客，得知“养正学校某教员，以学生名义，通告全埠各校，于当日上午，借新加坡华侨总商会，讨论向新加坡总督请愿，代电英国政府，为我国代争山东问题。”朱镜宙随即说他们认错题目了，于是大家驾车前往。他劝说学生，“爱国运动值得赞欢与钦佩。但有一点，我们却不可忘记，这里是新加坡不是中国。新加坡是英国属地，并不是独立国。新加坡总督是英政府所任命的属员。”“我国巴黎和会的失败就因英日事前有了密约所致，所以无法替我们仗义执言。”他还说，“新加坡政府，对于侨校向取放任态度，原因很简单，是因我们没有政治企图。一旦发现我们的小学生，也要过问政治，从此华侨教育，巩不能像现在那样自由了。”
朱镜宙同样反对以焚毁方式抵制日本货物。他劝告华侨要冷静处置，“即使是日货，我们既已买来，就不是日本人所有了。现在将它焚毁，损失的不是日本人，而是我们的华侨。要用的东西，总归不可缺少。今日凭着感情，破坏掉，风潮一过，又去买回来，那不是抵制日货，而是推销日货！”他强调根本问题，只有我们自己多办工厂，有了国货代替，除了洋奴，哪个人乐意去买日货。是年7月27日、28日，上海《时事新报》连载了朱镜宙的《新加坡抵制日货之大风潮》，详尽记述了“六月十九、二十两日间，新加坡抵制日货大风潮始末”。然而，朱镜宙的爱国爱侨言行引起英殖民地政府密切关注，“事后，我接到几封匿名信，说我反对学生运动，要用激烈手段对付我。”“恐吓信又接二连三地来了。”不仅如此，英政府还颁布华侨学校管理条例，并不时派督学分赴学校督导。“当时被递解回国的有庄希泉与南洋女校校长余佩皋等多人。”据朱镜宙回忆，自己“没有给他们以递解出境的口实，所以只好用政治手段，使我自动离开报馆。”
今天，当我们重读这些激昂文字，合上泛黄的报页，朱镜宙伏案疾书的身影犹在眼前。他的故事证明：爱国不分地域，文字亦是枪炮！正如他在《梦痕记》中所书：“团结即是力量。”在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的今天，让我们铭记这份“心系桑梓、笔震南洋”的赤子情怀，在历史的长河中，每一滴墨都是民族复兴的星火，这份精神将永远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熠熠生辉。
来源：青田传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