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浙江籍华侨在辛亥革命时期的先进思想

论浙江籍华侨在辛亥革命时期的先进思想

夏凤珍

　　孙中山曾说“华侨是革命之母”，这句话充分说明海外华侨对辛亥革命所作的贡献。学术界关于华侨对辛亥革命的组织贡献、经济贡献、人员支持等方面已有较充分详细的肯定研究。而对浙江籍华侨在此期间的先进思想作独立研究的却不多，进而影响浙江在辛亥革命中的地位与作用的评价，这与其实际产生的影响和作用不符。因此，本文试图就辛亥革命时期，浙江籍华侨先进思想的主要内容、作用、其产生的渊源进行分析，起抛砖引玉之用。

　　一、浙江籍华侨先进思想的主要内容

　　在阐述本文主题之前，首先需要界定辛亥革命时期的华侨身份。《国籍法》中没有对华侨身份做界定。2009年国务院侨办在“关于界定华侨外籍华人归侨侨眷身份的规定”中指出：华侨是指定居在国外的中国公民。“定居”是指中国公民已取得住在国长期或永久居留权，并已在住在国连续居留两年，两年内累计居留不少于18个月。若按此规定来分析辛亥革命时期的华侨，就有学者将他们归于留学生、革命党人、会党等行列来研究。实际上，辛亥革命时期的法律政策并没有对华侨身份做这么严格的界定，如今的法律政策不能溯及过往时代。何况，在那时候，留学海外的异乡学习生活，也是特殊的侨居方式，许多人虽然“在国外生活多年，但最终仍然选择回了国。这一特点使那个时代所有的在国外生活过一段时间的人，都可以被视作华侨”（徐鹤森：民国华侨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9年 第11页）。对那时代的华侨，不必拘泥身份，应该少些政治偏见。因此，所谓辛亥革命时期的浙江籍华侨，是指在那个时代，在海外侨居一定时期或定居较长时间的浙江籍人士（以下简称浙籍华侨，文作者）。在辛亥革命时期，他们的革命先进思想丰富多彩。

　　（一）国家民族利益至上的思想

　　当中国社会迈入近代后，随着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侵略的深入，反帝反封建、追求国家民族利益思想成为浙籍华侨的重要思想，蔡元培甚至把国家主权比作“人之有心性”。他认为：个人的生命、财产、名誉的保全，无一非国家之赐，“故国家之急难，视一人之急难，不啻倍蓰而已。于是时也，吾即舍吾之生命财产，及其一切以殉之，苟利国家，非所惜也，是国民之义务也”（《蔡元培全集》第2卷第139页、89页）。故而，当国家民族利益遭损害时，他们挺身而出。如1900年前后，当帝国主义国家侵略矛头直指浙江路矿权益时，他们“众怒”，“且逐日登报”，希望“激动全省绅商，与高（指曾经的杭州道台高尔伊，被帝国主义国家点名出面就浙江路矿权禀请备案之人）为难”，并声讨高尔伊盗卖矿藏之罪，直斥其“引狼入室，为虎作伥”（《浙江潮》第10册11页，第8册141页、117页）。1907年，他们与江浙两省人民为拒绝苏杭甬铁路的英国借款，掀起了拒款运动。“就像当初反对美国人企图经办杭宁铁路、浙赣铁路那样”，“坚决反对其他外国人插手浙江铁路建设”（何鸣扬：浙江留日学生与辛亥革命《杭州大学学报》1993-02）。纵观中国近代史上，帝国主义国家在许多省市觊觎路矿权得逞，却在浙江没能实现侵略目的，浙籍华侨坚定的民族利益观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二）国家民族独立的思想

　　国家民族的独立是保证国家民族利益完整的前提条件。而当时帝国主义瓜分中国，它们“窥东南海疆而至，今日借港，明日领土；今日租界，明日殖民”。“东南握而再窥西北，沿海终而荐食内地”，真是“势之迫，时之穷，运之厄，境地之危且急者”（罗福惠 袁泳红：陶成章、章太炎革命思想合论《浙江大学学报》2005-01，转引自陶成章《中国民族权力消长史》213页，汤志钧《陶成章集》北京中华书局 1986年 299页）。因此，浙籍华侨深刻体会到，外国列强在中国的烧杀掳掠是中国社会遭受苦难的主要原因。他们认为，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其惨烈程度“若就政治社会计之”，“其烈千万倍于满州”（《革命军法问答》见《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第432、433页）。因此，他们认为仅仅推翻清政府还不够，中国更需要“复威海，归青岛，使上海不得为万国公地，使十八省不得为何国势力范围”。否则，独立自主的中国无从谈起。

　　（三）国家民族平等的思想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第一次以宪法的形式宣布各种族(民族)一律平等，体现主权统一、领土完整、民族平等和民主共和(原则)精神，成为当时共和制的民国与封建君主制的清王朝的根本区别。在这个问题上，浙籍华侨曾认为满汉种族有异同，“华”“夷”种族有区别，但是，他们并没有走上狭隘的种族主义道路。尤其是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后，他们主张全国各族人民加强联系，并一再强调“排满”“逐满”是基于担忧满族统治者倒向列强实行卖国行为。这种担忧不无道理。在《辛丑条约》签订后，清政府放弃对外抵抗，完全倒向帝国主义，“馨折徒跣以承白人之颜怒”（《不加赋难》见《章太炎全集》（三），第76页），“擅割裂我国土人民而予外人”，如“台湾之于日，胶州之于德，旅大之于俄，威海之于英”等等，结果造成了“我四万万同胞日蹙”（《章太炎年谱摭遗》第15页）。所以，他们创导“排满”“逐满”，通过打击满清统治，阻断清政府与洋人勾结，进而打击帝国主义在华的殖民统治。

　　他们还强调排满不是单纯排斥一切满人，也不是只排满人，无论是革命还是光复，满汉不是区分敌我的分界线，并一再表明“君等满族，亦是中国人民，农商之业，任所欲为；选举之权，一切平等”（罗福惠 袁泳红：陶成章、章太炎革命思想合论《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5-01，转引自陶成章《中国民族权力消长史》213页，汤志钧《陶成章集》北京中华书局 1986年 299页）。从而表现出他们在民族问题的认识上与时俱进的进步性。

　　二、浙江籍华侨先进思想产生的渊源

　　任何先进思想的产生，都有其应有的时代背景和历史传统。浙籍华侨在辛亥革命时期的先进思想的产生亦是如此。

　　（一）革命思想产生的社会大背景：衰弱的旧中国

　　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中国的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百姓生活无以为计，“欲饮无浆，欲饭无粮，霜欺雪虐，风雨旁徨”，因此，国内革命形势迅速发展，海外华侨倾向和参加革命的越来越多。浙籍华侨在海外见了世面，中弱西强的鲜明对比与悬殊的反差，强烈震撼了他们，激发了他们寻求国家富强独立强盛之道。这正如孙中山说“庚子失败以后”，“清廷之威信已扫地无余，而人民之生计日蹙。国势危急，岌岌不可终日”，因而“有志之士，多起救国之思，而革命风潮自此萌芽矣”（孙中山“革命原起”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一）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0年版 第9页）。

　　（二）革命思想产生的主观因素：华侨在国外艰难的境遇及谋求超越的追求

　　在历史上，中国较大规模华侨的出国与帝国主义列强侵华几乎是同一时代。从整体看，华侨在异域：求生存艰难无比，没有政治地位，没有人身财产安全，遭欺凌，被歧视。国内政府视他们为“海外弃儿”、“莠民”、“自弃王化”，对他们在海外的不公不平境地不闻不问，因此，海外华侨又常被称为“海外孤儿”。这种有别于国内百姓的特殊境遇，使他们产生“挫败感”、“自卑感”。“这种自卑情绪并非是个体的，也并非是来自实际的生理缺陷，而是绝大多数华侨所共有的。是一种社会地位的自卑感”（谭天星：华侨对辛亥革命贡献的再认识 《中南民族学院学报》 1996-02）。既然这种“自卑感”是非个体的，那它就是集体的。它也非某一国一地区华侨所特的，也就是广泛的国家和地区的华侨所共有的。因而，当华侨遭遇侨居国集体“挫折感”时，自然产生力图改变其身份地位的心态，也就产生了改变身份角色的诉求。正是“国家民族”“海外华侨”“都在穷途末路的两股平行线上挣扎，人民要摆脱奴隶的困境，国家民族要寻找挽救沉沦的出路，历史的条件和现实的因素都构成，只有冀求国家民族独立、自由平等和民主富强，才是唯一出路”。并在这一冀求和强烈愿望之下产生了炽烈的爱国情怀，华侨的命运和祖国的命运也就血肉相连了。“这就产生了一种从政治上要求‘救国’、‘革命’的新的爱国主义思想和新的革命精神”（廖钺：论华侨爱国主义。广东华侨历史学会编《华侨论文集》第三辑 1986年 第5-6页）。

　　（三）革命思想产生的文化基础：浙江优秀的传统文化

　　一般说，思想文化是一个地区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群体意识、价值观念、精神风貌、行为规范和管理方法等非物质因素的总和。浙江这块土地上，曾出现过以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学派”、以陈亮为代表的“永康学派”、以吕祖谦为代表的“金华学派”、以杨简为代表的“四明学派”、以王守仁为代表的“姚江学派”以及黄宗羲开其先，万斯同、全祖望继其后的史学流派（蔡克骄 夏诗荷《浙东史学研究》知识产权出版社2009年1页）。各家各派各有不同师承，学术观点也不尽一致，但是，毕竟都是产生于浙江这方土地上，当面临社会变迁社会动荡等共同问题时，又显示出趋同性。历史上，这些学派多主张学以致用，经史兼顾，反对空谈。在外敌入侵时，多主张民族独立反对对外屈辱媾和。在如此厚实的思想基础上成长的浙籍华侨，又恰逢晚清甲午战败，民族危机深重，民族矛盾趋于严重，历史对以蔡元培、章太炎、陶成章等为代表的先进分子提出了革新社会的重任，他们登上了历史舞台，“抨击传统思想”，“言语日趋激进、行为日益革命”（刘训华：科举的废除与清末学生群体的集体左倾《社会科学论坛》2009-06上），主张革命图强，寻找救国道路也就成了自然的结果。

　　三、辛亥革命时期，浙江籍华侨先进思想的作用

　　多种因素叠加促使了浙籍华侨革命思想的产生发展，并将之推向社会广大民众，更将之内化为自己献身祖国革命的行动中。它是几千年来中华民族优秀的革命思想、民族文化精神，以及绵延不断的勤劳和酷爱和平自由的民族性所凝成。它也是近代以降，中华民族历尽强敌入侵欺侮，以及华侨长期以来所身受的忧患所积聚的“爱与恨”交积起来的一种巨大的精神力量。它也是对千百年来中华民族勇敢、坚忍不拔、正义进取的优良传统的继承和发展，是追求民族独立、民主自由的爱国主义的表现。因此，它超越了小我而放眼大我，成为由朴素革命思想到以民族觉醒为实质内容的优秀思想，展示了进步性和先进性，对辛亥革命产生极为重要的作用。

　　（一）为辛亥革命的全面爆发起思想发动作用

　　辛亥革命全面爆发前，中国面临亡国灭种的威胁，如同可怕的阴影笼罩在每个爱国者的心头。在极度痛苦无望中，浙籍华侨完成从改良到革命的转变。他们办学校，宣传革命思想，培养革命人才。如日侨吴锦堂慷慨解囊相助同文学校，还担任学校副理事长。他们办会馆，如温台处会馆一度成为光复会在浙北的一大据点。他们办报办刊，著书立说。如办《浙江潮》、《中国女报》等，章太炎还曾是《民报》的重要主编之一。陈其美的《民立报》曾被毛泽东誉为“一份民族革命的报纸”。他们办的“报刊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在全国各省中名列前茅”。他们大造反清爱国革命舆论。从唤起民众的广度、深度来看，辛亥革命的领袖们都做了不少工作。但是，就全国而言，浙籍华侨在这方面的工作显得尤为卓越。辛亥革命的重要人士傅墨正说“辛亥革命杭州光复虽成于辛亥，而酝酿时期甚远”。“先用文字鼓吹革命，发行报刊，分赴各地秘密宣传反清革命”（何鸣扬：浙江留日学生辛亥革命时期报刊活动述评《杭州大学学报》1994-02）。他们还深入社会底层发动群众。如蔡元培、章太炎、陶成章等多次到杭州养正书院宣传革命思想，鼓励学生阅读《苏报》、《浙江潮》、《民报》等进步书刊，最后达到如《中国女报》发刊词中所说的“左右舆论之势力，担任监督国民之责任”的目的。

　　（二）为孙中山革命思想的成熟完善做出了贡献

　　孙中山是时代的领袖人物，他的革命思想集中体现于民族、民权和民生的三民主义中，“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民之需要”，是整个辛亥革命思想的集大成者。那时，浙江涌现一大批影响深远的领袖式人物，“包括黄兴、宋教仁、蔡元培、章炳麟等人。他们与改良派梁启超、康有为等激烈论战，坚持推翻满清建立统一中国”（香港“中评社”2011-2-13日发表的旅美学者的评论文章：马英九应继承孙中山统一思想 完成统一大业 http://www.china.com.cn/news/tw/2011-02/14/content_21914659.htm）。他们的革命思想与孙中山革命思想相互促进。如孙中山在《临时大总统宣言书》发表“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的“五族共和”大一统思想。浙籍华侨以发表《正仇满论》、《排满平议》等为代表，辨析自己革命或光复并不是以满汉来区分敌我，突破了狭隘的民族主义。以章太炎发表《驳康有为论革命》等文章为代表，他们反对立宪主张革命以支持、参加孙中山领导的革命。这样，他们在革命思想上表现趋同性，进一步丰富完善了孙中山的革命思想。

　　如今，浙籍华侨在辛亥革命时期的先进思想已成为优秀历史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新一代的浙江籍华侨华人站在前人的肩负，继承前人的精神遗产，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重要力量，并努力为维护祖国统一完整和民族尊严而不懈奋斗。（作者单位系浙江工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