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钱江侨音》的十年文缘

我与《钱江侨音》的十年文缘

文/周添成

　　时光荏苒，由浙江省侨联《侨联通讯》改版而来的《钱江侨音》杂志出版发行至今已有十个年头。在这十年里，我既是它的忠实读者，也是它的长期投稿人。对于和它的这一段翰墨情，我十分珍惜。

作者阅读《钱江侨音》杂志

　　犹记得2008年2月的一天，时任《钱江侨音》主编的林孝双同志把刚刚出版、还散发着墨香的《钱江侨音》送给我阅读，并向我介绍了刊物的改版经过以及今后的发展计划，同时还向我约稿。说来也巧，当时手上刚好有一篇参加浙江省华侨华人研究会换届暨研讨会的论文《建设和谐侨团之吾见》，于是就将该文的磁盘给了他。不久后，那篇论文的摘要就在当年《钱江侨音》第二期上刊出了。从此，我便与《钱江侨音》结下了不解的文缘。

　　因为我在海外生活多年，对当地的侨情有所了解；因为我大学念的是历史，涉猎不少东南亚的资料，对该地区的国情也略知一二；因为我有十余年侨务工作的体验，熟悉党的侨务方针与政策；因为我喜欢“爬格子”，退休前忙里偷闲，挑灯夜战，翻译撰写了不少有关华侨问题的文字，退休后的兴趣就是读书写作……所以，《钱江侨音》很自然地成了我发挥余热的一块园地。据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钱江侨音》出刊近60期，而我在其中也发表了近60篇文章。这些文章体裁多样，涉及面广，大体上可以归纳为五类。

　　第一类是弘扬爱国主义精神的文章。翻看《钱江侨音》不难发现，自始至终有一条红线贯穿着整本杂志，这条红线就是爱国主义精神。因此，弘扬爱国主义精神的稿件被采用的概率特别高。关于这一点，通过长期投稿，我有极深刻的体会。比如，我撰写的《读陈嘉庚》（见No.278）、《一帧珍藏近60载的照片》（见No.295）、《陈嘉庚的公正评判》（见No.311）和《陈嘉庚的电报提案》（见No.323）等4篇文稿，从不同角度介绍了陈嘉庚先生与陈嘉庚精神，先后都被刊用，而且编辑在编排上下了很大的功夫——把标题做得很醒目，插图用得很精美。其实这几篇文章只是我的读书心得，写得很一般，却受到编者如此重视，我想很可能是因为文章本身弘扬了爱国主义精神。又如，为了庆祝国庆与党的生日，我先后写了4首长诗，分别是《我永远爱你——祖国》（见No.294）、《祖国，让我叫你一声：妈妈》（见No.310）、《当国歌响起的时候》（见No.316）和《党是我前行的航标》（见No.322）。这些诗无论从诗的内容，还是从诗的意境和韵律来看都经不起耐心推敲，不过都被采用了，而且那首描述一名华裔青年上下求索，终于找到自己前行的航标——中国共产党，回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叙情诗《党是我前行的航标》还被当作2011年《钱江侨音》第3期的“卷首语”刊登在杂志的首页上。

　　第二类是个人的回忆片断。《钱江侨音》是一本侨刊，它的主要受众是海外华侨、华人与国内归侨、侨眷以及广大侨务工作者。因此，它要介绍他们的情况，反映他们的诉求。我在给《钱江侨音》的投稿中，大部分稿件就是我个人的回忆片断。其中有两篇记述我回国的经历，即《渐行渐远的往事》（上下，见No.286和No.287）和《远去的记忆》（上下，见No.291和No.292）。我的回国经历虽然很平常，但它毕竟是上世纪50年代东南亚侨生回国浪潮中的一朵小浪花。试想如果没有许多小浪花，怎么能形成大浪潮呢？1952年我就回到了祖国，是比较早的一批，对后来的回国者起了带头引领作用。我认为自己的回国路就是寻求真理之路，是正确的选择，于是写了一篇题为《正确的选择》（见No.304）的文章，作为自己回国60年的回顾，刊发于2012年《钱江侨音》第四期上。此后，又写了两篇，一篇是记述回国后我第一次遇见且留下深刻印象的事件，题目叫《回国以后的那些第一次》（见No.326）；一篇题目叫《爱国，堂堂正正做人》（见No.314），是我的八旬感言，也是一个老归侨的人生感悟。

　　第三类是配合形势而写的作品。每逢重大事件如2008年北京成功举办奥运会，或者遇上重大节日如2011年辛亥革命百年、2015年世界反法西斯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钱江侨音》都会组织编发一批有分量的纪念文章，产生了很好的宣传效果。抗日战争时期，我恰好侨居于东南亚，亲眼目睹了海外侨胞掀起的那场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便把自己的所见所闻写成一篇题为《槟城华侨抗日救亡见闻录》（见No.321）的文章。为了证明我们的抗日战争得到外国友人的同情与支持，我写了《重读奥登：中国士兵》（见No.322）；为了那迟来的美国国会100多年前颁布《排华法案》表示道歉，我写了《梦碎大洋彼岸》（见No.303）。北京奥运会胜利闭幕时，我应约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为《钱江侨音》写了“卷首语”《北京奥运让海外中华儿女激情澎湃》（见No.279）。能与海外侨胞一起为北京奥运的胜利落幕，为祖国运动健儿获得骄人的成绩而欢呼，我激情澎湃。

　　第四类是书评。对于华侨问题的研究成果，《钱江侨音》都不惜用较多的篇幅介绍与推荐。如周望森同志著的《浙江华侨史》一问世，它连续发表了夏凤珍同志的两篇介绍文章。十年来，我在《钱江侨音》上前后发表了11篇书评，是我在该刊发表文章总数的1/6多。由于自己水平有限，视野狭窄，写出来的东西很肤浅，充其量只能算是读书心得。不过，这些文字多少也起了“抛砖引玉”的作用。这里仅举几例加以说明。比如，在《重读“论华侨历史的研究”》（见No.302）一文中，笔者通过回顾历史充分肯定《论华侨历史的研究》及其作者陈学文教授在浙江华侨史研究中所起的启蒙和引领的作用，为读者理出了浙江省研究华侨史的历史脉络。比如，读了学者夏凤珍那两部颇有深度的有关海外移民的专著《从世界看浙南非法移民》和《互动视野下的海外新移民研究——以浙江侨乡发展为例》，笔者对于作者敢于触碰别人不敢或不愿触碰的浙南非法移民问题的勇气与责任担当，以及她从海外移民入手研究华侨史的方法与不辞辛苦做调研的精神感到钦佩，先后写了两篇书评《发展经济是根本》（见No.280）和《应当重视海外新移民研究》（见No.313）。比如，《温州学人文选——章志诚》一出版，我也立即写了书评。在书评中，我着重介绍了作者从事华侨史（特别是温州华侨史）研究的艰辛历程，以及他所取得的巨大成就。随后，他和曹一宁的《温州商会与海内外温商研究》出版，笔者认为该书颇具时代特色，写了一篇题为《“温州商会与海内外温商研究”——一部颇具时代特色、研究温商的专著》（见No.328 ）的书评。书评介绍了该书的写作背景、基本内容、出版意义。又如资深侨务工作者姜敏达将他历年来所写的调查报告、人物采访、出访笔记等集结而成的《侨缘》，还有对李昌钰博士连续8年8次来访浙江的真实记录《李昌钰博士在浙江》，这两部作品都写得很精彩，值得向读者推荐，于是我分别写了《十八年的侨缘》（见No.305）和《神探在浙江留下的印记》（见No.327）。此外，关于华侨华人家族谱的介绍，我为《胡允迪家族侨谱》（甲午年修订本）写了书评《一部华侨艰辛创业的历史》（见No.317），因为它非常有特色，即一是它从出国那一代写起，名曰“侨谱”；二是它体现男女平等，女性成员也入谱；三是它用优美的文字记叙家族史，生动好读；四是它是双语（中文与意大利文）本，方便不识中文的亲属朋友阅读。

　　第五类是翻译文章。也许是刊物的性质决定了《钱江侨音》很少刊用翻译文章。十年来，我在其中共发表了6篇译文。我喜欢华裔青少年的文章，因为他们还是孩子，天真无邪，对事物有自己的看法。作品大都朴实无华，对祖籍国怀有思念之情。比如英籍华裔阿尔拉赫•阿尔琴德的《怀念中国》（见No.329），比如美籍华裔Leo Luo写的《融入的钥匙》（见No.330），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诫那些去美国读书的学子要过好语言关。美籍华人张苏菲的《诗三首》（见No.308）则是用诗的形式来表达对“失去”的看法，富有哲理。另外三篇也是值得一读的，如《孔子——充满多种意义的人生》（见No.320），是一篇向东方人介绍西方人认识我们的圣人——孔子的过程，很有意思。又如《美国富人的节俭习惯》（见No.312），对年轻人养成勤俭节约的习惯有借鉴意义。再如《你不可不知的外国礼节》（见No.318），或出访或探亲或旅游的朋友，多知道一点外国的礼节，才不至于失礼闹笑话。

　　（作者系浙江省华侨华人研究会顾问、《钱江侨音》审读委员会委员、马来西亚归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