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田华侨华人与中欧文化交流

青田华侨华人与中欧文化交流

浙江师范大学华侨华人研究中心　郭剑波

　　青田是全国著名侨乡，有着300年的华侨史。辛亥革命前夕，该县出国华侨已有三、四千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2000青田人赴欧参加战地服务，壮大了华侨队伍。20世纪二三十年代，由于国内社会矛盾尖锐，人民更难聊生，约2万人次的青田人出国到欧洲，占欧洲华侨总人数的50%以上。新时期，青田人出国更形成高潮，人数超过20万。2006年侨情调查显示，全县华侨华人共有146825人，分布在全球84个国家和地区，欧洲集中了141014人，占总数96%。

　　悠悠岁月，滔滔重洋，割不断海外赤子对祖国家乡故土的深情留恋；天涯海角，异国他乡，割不断海外侨胞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血缘亲情。漂泊到世界各地的广大华侨华人，绝大多数人始终保持着自己的民族传统文化，并与当地民族文化交融，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友好使者。由于高度集中于欧洲，青田华侨华人充当了中欧文化交流和传播的重要角色。

　　一、在欧洲传播中国传统文化

　　中华文化在异国他乡一般以两种方式呈现：一种是完整形式的、原汁原味的中国文化。早期华侨大多依地缘、血缘关系生存于一个相对独立的空间内，不与异文化相交融，从语言到行为模式完全照搬祖籍地的习惯，加上经济能力有限，无法与当地社会接轨，因此只能固守中国旧有的生活方式、穿着打扮和风俗习惯。他们与外人的交往、接触只停留在浅表层面，没有跨文化沟通的自觉意识和进行高层次交流的能力，常被称为“局外人”，此种文化传播只能说是被动式的。

　　另一种是为了逐渐融入当地主流社会以获得更好的生存环境，华人依赖于其各自选择的生活社区，与当地社会接轨，使中国传统文化渗透到当地的社会生活中，使中国传统文化浸染了一层异文化的色彩，并与当地主流文化得以汇流。于是，出现了一种带有两种文明特性的边缘式文化。如商业经营文化，中国传统的家族式商业经营模式在西方商业经营理念的导引下开始转向股份制经营。这些华侨多数接受过良好教育，经济地位较高，积极学习当地语言，竭力融入主流社会，努力在中西文化交流中找到切入点和共通处，在传播和捍卫中国传统文明的同时汲取西方文化的精华。他们以更深、更广、更自觉的方式在海外传播中华文化，此种文化传播方式可称为主动式的。承载者主要是华商和知识型的华人移民。

　　青田华侨华人在欧洲谋生和寻求发展的同时，注定要将中国传统文化和生活理念移植到那里。先前到达欧洲的青田华侨，主要来自乡村农民，没有受过什么教育，总体文化素质较低；目前，直接出国的新华侨华人多数在高中学历以下，2006年调查显示，初中及以下学历的占华侨总人数的82%。 这样的文化水准，到海外在文化迥异、发展程度大大高于中国的异国他乡，求发展只能是举步维艰，进入“上层”更是凤毛麟角，多数只能在自己的亲戚、同乡、同胞所开的几个行业中从事“超强度的工作”，成为当地社会的“边缘分子”，很难融入主流社会。因此，青田华侨华人将中国传统文化传播给欧洲国家的方式与一般有意识的、主要通过文字和学术交流等形式来进行的文化传播不同，他们主要是通过其特有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展示给欧洲人，以此来显示中国文化的特色。

　　青田华侨在欧洲进行的中国文化传播，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饮食文化和商业文化的传播与变异

　　中国人在几千年的历史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饮食文化风格。最初到达欧洲的青田华侨，生产资料极为匮乏，衣食无着，膳食非常简单。随着收入和华侨数量的增加，饮食需求日趋多样化，一部分人意识到开餐馆也可以“淘金”。二战后，许多华侨转而经营中餐馆。起初的中餐馆规模不大，经营模式多为夫妻经营：丈夫任厨子，在后厨炒菜，妻子是服务员，在前台端菜，招呼客人，并充当收银员。这种“夫妻店”的经营模式是典型的中国传统商业文化的延续。其经营理念是白手起家，精打细算，克勤克俭，逐渐做大，然后子承父业、代代相继。这种不受西方商业经营理念影响的小型菜馆即以被动式的文化传播方式悄然进行。早期的中国餐馆只经营家乡菜，维系着本土菜的烹饪方法，这就形成了一种有固定食客、固定地域、固定原料的中国传统的饮食文化。当初就餐者主要是华侨，随着欧洲当地人来中餐馆就餐人数的增多，华人餐馆也兼营欧洲式的牛排、猪肉条、炸鸡肉等食物及中国的排骨、糖醋肉、炒饭、烧麦等，并雇佣欧洲女招待来帮忙打理。不同的饮食习惯和风俗在此交融。

　　华人餐馆的增多，导致同业竞争越来越激烈，一些华侨坚持实用的经营理念，在西方商业经营模式的冲击和影响下，积极学习西方之长，打造出一种中西合璧的经营模式。他们走出唐人街大办餐馆，一改中国传统的家族式经营策略，开始通过融资协作，扩大规模，转向股份制经营，商业投资的风险意识和魄力明显增强。如青田旅德侨领孙焕然先生在莱茵河上开设了全欧洲最有特色的豪华型水上餐厅，餐厅建在一艘古色古香的中国式画舫上，命名为“海洋城市”。他还与上海有关方面合资创建了两家大型餐旅企业“上海城酒家”和“海洋乐园”，又在鹿特丹的唐人街上创办了“御园酒家”。这些企业具有鲜明的特色：首先，规模大、档次高，意与西方菜肴一决高下；其次，突出中国元素，着意展示中华传统文化；再次，多元化经营，吸收西方高档餐馆的经营理念，集餐饮、住宿、旅游、娱乐为一体，功能齐全。孙先生说“搞中国餐馆也是为了宣传和弘扬中国文化”，其创办中餐馆的成功足以说明，在欧洲传播中国传统的饮食文化，要坚持自己的优秀文化传统，取东西方饮食文化之长，不断学习西方的经营理念，迎合多种消费群体的需要，才能立于不败之地。当一种原生文化与外来文化碰撞时，只有兼容并蓄，吐故纳新，在冲突竞争中寻找两种文化的契合点，才能更好地生存发展，才能促进不同文化的融合。

　　此外，青田华侨华人还从事服装、皮革、百货、进出口贸易等行业，通过商业活动对欧洲社会施加影响，把中国传统商业文化因子渗透到欧洲的社会生活之中：

　　1、商业精神。华商吃苦耐劳、谨小慎微、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精明聪慧、注重乡情与亲情，并以此作为扩大经营规模的纽带，扩展商业连锁机构，这些优秀的商业品质得到欧洲商人的认同和赞许。

　　2、经营规则。华侨商店商品价位，公开一价，商家还有暗码，即最低要价。这种商业活动的好处是灵活方便，涨价、掉价手续简便，但也有不利的一面，买家不容易掌握实价，容易吃亏上当。西方人就此认为华商存在欺诈现象，对此一直持批评态度。

　　3、经营理念。中国传统的家族式经营理念重视众志成城、互相提携，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投资风险，但由于企业的家长式的霸权管理，成败也往往系于一人的一念之间。这种家族式的传统商业经营理念导致了华商们忽视国际商战中通行的游戏规则，在商业经营中带入了过多的感情因素，这是华人商业文化中不佳的一面。

　　(二)、青田乡俗和宗教文化的流布

　　乡俗是指一个地方、一个群体的规模化了的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它与日常生活紧密相关，贯穿于生活的方方面面，是在实践中发展起来的一整套颇为实用的仪式系统。通过一种自我戏剧化的仪式，乡俗获得了较为普遍的约束力，这种约束力或来自人们对于游戏规则的坚守，或来自于人们对于某些神灵的敬畏，习俗亦因此得以行使软控制的功能，任何违背习俗的举动实际上都是对一种群体心理的挑战。乡俗是一套独一无二的价值、观念系统，在一些特定的情况下，如战争、灾难、离乡等，它极可能发展成为一种强大的普遍性的精神寄托，成为一个群体相互认同的基本条件。在一定程度上，乡俗具有排他性，它带着自己群体的历史记忆，乡俗的变迁指示着群体心理的变迁。

　　青田侨乡自从诞生起，便形成了一套独特的华侨乡俗，这种乡俗既有其相对保守的一面，又有其吸收、开放的一面。所谓保守，是指它从传统习俗中吸取了足够的营养，具有鲜明的青田地域特色；开放性则是因为它极大地适应了海外的实际情况，与时俱进，有着鲜明的时代特点。

　　青田华侨乡俗可分两类：一类侧重实用功能，如出门前亲友送上一些礼物作为精神或物质资助，称之为“送顺风”。另一类侧重文化功能，如出行之前，都会装上一袋锅灶上的熟泥土带在身边，以示不忘乡土，这是安土重迁观念的体现；还有带上家乡的南瓜、扁豆等种子播散在异国，让其生根发芽，以示华侨本人和事业的强大生命力。早期的华侨即便客死他乡，也要将其骨灰运回家乡安葬。如果遇到交通不便，就“割发代首”，将其头发带回祖国。

　　从文化传承的角度看，这些做法是相当成功的，首先，它将身处异乡远方的牵挂给转移消解了，牵挂的解除也意味着个体一定的精神痛苦的解除；其次，它将传统文化带之世界，推动了国际间的文化交流，也大大增强了华侨们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使得他们即使走到天涯海角，依然保持着一颗中国心。当然，这种根深蒂固的文化传统在遇到异文化时会产生较强的抵触性和排斥性，从而使个体走向保守和孤立，影响其在当地社会的融入。

　　青田的民俗文化因青田人赴欧而在当地流传。他们保持着隆重庆祝传统节日的习俗。每年春节，他们会举行各种各样的活动，如贴门神、春联，吃汤圆；午夜供斋后，团体互相拜年，并用茶、烟等招待客人等。欧洲居民也会参与进来。另外，还有清明节拜祖先、端午节划龙船、中秋节亲人团聚等。当有人不幸客死异乡，同乡华人会尽力为其举行周到的葬礼。

　　海外青田人的商业用房，无论是餐馆建筑、装修布置、开张仪式、店面招牌，都沿袭中华民族的传统习俗。其餐馆，石狮门面，大红灯笼高挂，悬挂中国字画、对联、刺绣、宫灯等，有的还摆放青田石雕。开张仪式流行张灯结彩，喜庆色彩特别隆重。大红灯笼是中国文化最明显的标志。店名招牌多以中华、中国、北京、长城、长江、黄河等具有代表性的中国事物命名。如西班牙陈志望开设的中餐馆以“金鹤楼”为名，是为了怀念青田县城——鹤城。

　　宗教文化是一个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一向重视祖先崇拜和神明崇拜。早期青田人出国的唯一交通工具是坐船，在航海者不能掌握命运，完全受自然力支配的情况下，当然希望能有超自然的神力来相助。所以，他们每到一地安顿下来后便会设法设立寺庙，祈求消灾解厄及排解思乡之苦。如同中国大多数民众一样，抵欧的青田人宗教观念也并不严格，不管是什么菩萨、神都拜。故常常出现儒、佛、道等掺杂在一起的现象。一般来说，旅欧青田人主要祭祀最崇拜的关公和财神，还有被尊为商业始祖的白圭。“关公”代表了保护神和战神，是“义”的化身；“财神”则代表了财富之神，这是各神祠、庙宇和寺院里最常见的神像。关公为儒、佛、道共同承认的神灵，儒教尊其为五文昌之一，道教奉其为玉皇大帝的近侍，佛教以其忠义敬之为“盖天占佛”，因而具有很大的兼容性，可以满足华侨华人进行宗教祭拜活动的需求。他们在海外开设的中餐馆的店堂里都设置佛像（观音、如来、关公、白圭等），终年点烛上香，但并不吃素，也不忌讳顾客享用鱼肉等荤菜，所有这些都表明，侨胞供奉佛像并不是传统的宗教迷信，只是把在国内的宗教活动作为一种文化形式加以延续，以表达寄托平安、事业顺利的心愿。　

　　二、在侨乡传播欧洲文化

　　文化的传播与交流是一个双向的互动过程。青田旅欧华人不仅将中国文化展示和传播到欧洲，而且还在客观上成为欧洲文化与中国文化之间沟通的桥梁，推动中国面向世界，感受外来文化的冲击，尤其对侨乡的社会生活产生了深刻影响，并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西融合的青田侨乡文化。

　　侨乡文化在一定程度上是中国文化、移民文化以及侨居地文化交流、结合的产物，华侨华人是这种文化的载体。华侨华人生活在国外，但根在祖国，一方面他们保留原有的语言、习俗、伦理道德和价值观念，有着深厚的本根文化基因；另一方面，又深受侨居地文化浸染，接受、吸收当地异质文化，加以创新，使之成为自己文化的一部分。他们借助于探亲、书信、电话、网络，与家乡保持联系；有的回国办实业、教育等慈善事业，影响或改变当地文化景观或结构，同时也将本土文化流布侨居地。所以侨乡文化具有明显的中外文化结合品格，无论在土地利用、聚落建筑、语言文字、习俗、服饰，乃至行为方式、思维理念等方面，都有异于中国原有的传统文化。这是外来文化在当地移植或变异的结果。

　　时至今日，旅欧青田华侨华人的财富日渐增多，他们把款项汇回家乡，或养家，或投资，或兴办公益事业。这一切都对家乡的经济建设产生了积极影响。

　　(一)、 西方建筑文化在侨乡的传播

　　早期赴欧华侨主要的生活消费是回乡买地建房，所以欧洲式的建筑文化首先影响了侨乡的建设。在当时的中国农村，不论贫富，建立家园都是人们首要考虑的问题。受“落叶归根”意识的影响，华侨华人把建立一个像样的家作为人生奋斗的最高目标。华侨华人把建房看成是在故乡所做的最重要的事之一。

　　19世纪末，在欧洲的青田华侨就有人回到家乡买地建房。这为欧洲式的建筑文化传入中国提供了条件。他们把在欧洲看到而又喜欢的建筑物引进，并与中国传统的建筑风格相结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西合璧式的建筑群，成为侨乡一道靓丽的风景。青田阜山“花旗街”最为典型。这些建筑是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果实之一，亦是青田侨乡文化中最具特色的文化之一。

　　侨乡建筑中，建筑材料的革新也是重要的变化。中国传统建筑以砖木结构为基础。而19世纪的欧洲，以钢筋、玻璃和混凝土为代表的新建筑材料和新结构先后问世。因此，要突破传统建筑，走出木结构的框架，必须在建筑材料上有所创新。钢筋混凝土的引进，使侨乡中西合璧建筑的出现成为可能。

　　青田侨乡中西合璧民居的出现，是对中国民居建筑的重大变革，也对以小农为核心的中国农村社会产生冲击。中国传统的农村民居长期以来多以平房为主，而中西合璧的民居，却以多层楼房为主，还常常设有宽大的阳台和回廊，这种结构完全与男耕女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简朴生活形态形成对比。这些变化使侨乡民居呈现出新的文化气息，象征着传统社会开始消解。

　　此外，受欧洲文化的影响，在阜山、方山等各个乡镇还修建了不少教堂建筑，以其独特的西方建筑造型屹立于青田，成为西方文化跨区域的典型景观。

　　侨乡中西合璧建筑的大量修建，既是华侨华人荣归故里、光宗耀祖、夸耀于乡邻的表现，也是他们出于保护家财之需而为。在侨乡的新式建筑潮流中，华侨既是这些建筑的积极倡建者，也是资金上的主要支持者，更是建筑的主要设计者、监建者，最后还是西方先进建筑技术的传播者。他们对侨乡的建筑影响极为深远。

　　（二）、西方商业文化在侨乡的传播

　　近年来，随着从欧洲回国的华侨华人日渐增多，他们为了迎合当地人的好奇和追慕欧洲饮食的心理开始经营西式餐馆和欧洲风味的冷饮等，生意相当红火。同时，不少归来的欧洲华人老板还把欧洲的经营方式、糕点制作方法等带回家乡，从而大大推进了侨乡饮食业向多元化发展。随着西式餐厅的出现，当地家庭的食品式样也出现了变化，包括西式的点心、面包、牛排、猪排等开始出现在人们的餐桌上。不仅如此，人们的烹饪和饮食习惯也发生了一些改变，咖啡和茶一样，在一些家庭起着待客的作用，牛奶更是成为一些家庭中的重要食品，在非侨乡的普通人家庭很少见到这种情形。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国内商业的发展，还催生了侨乡人的商业文化意识，改变了家乡人的消费观念、生活方式甚至审美标准。如今走在青田大街上，到处可见满大街西方风格的建筑，多种语言的商业广告，不及10平方公里的县城里坐落着100多家西餐厅、咖啡厅、酒吧，大街上经常可见众多高级轿车。这是青田华侨带来的生活方式、生活理念的改变，极大提高了人们的生活质量。

　　有形的西洋文化随着归国的华侨移植在中国的侨乡，中西文化的嫁接物得以不断地生长和延续，并不断地向周边区域扩展。侨乡与侨商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承载者。

　　在商业文化上，他们一改中国传统式的家族经营，开始雇佣乡邻，为家乡的待业青年提供新的就业机会。在资金不足的情形下，开始尝试合资或股份制的经营模式，部分实行现代的管理与投资（入股分红）分开的经营模式。有的大企业成立了董事会以制定重大的商业决策。侨商的经营管理模式正日益趋向正规化、国际化。侨商的克勤克俭、步步为营的传统经营理念融入了西方商业经营的风险意识和先进的管理体制，更使得一部分侨商成为富甲一方的商业巨子，成为西方商业文化理念与中国传统商业文化理念嫁接出来的精英。

　　侨商积极学习西方商业理念中的精华——“货不二价”，货真价实，没有暗码，不仅使商业交易更加快捷，而且在顾客中树立了良好的声誉和品牌意识，从而形成良好的口碑，打造出持久的品牌。实践证明，“货不二价”是中国顾客比较愿意接受的经营规则，一可免去讨价还价的麻烦，二则避免了吃亏上当。侨商如果想出售积压货物，可以采取西方的打折式的倾销方式，在原价的基础上实行一到九折的优惠，同样也不违背货不二价的经营规则。精明的侨商以敏锐的商业洞察力，在中外的商贸活动中如鱼得水，游刃有余。

　　广告意识的增强是侨商从欧洲商业文化中吸收的另一个精华。中国历来有“酒香不怕巷子深”的观念，因此，商人在广告投入上若即若离，从西方归国的侨商都能把广告放在主打市场、提高产品竞争力的关键位置上。加大广告的投放力度，注重媒体的宣传效应，得益于欧洲商业文化的启迪。

　　（三）、西方生活方式在侨乡的传播

　　近几年，青田华侨纷纷回家乡投资建设或探亲，但由于他们长期在国外生活，饮食和起居习惯已经发生变化，他们需要红酒、咖啡、三明治、牛排……一些刚从国外回来的年轻人，不能及时调整时差，非常需要丰富的夜生活。因此，这几年青田县城的西餐厅应运而生。

　　在青田侨乡，颇具规模的西餐厅、酒吧、咖啡厅随处可见，并各具特色，大多集中在临江路，有“捷捷”、“瓯洲之星”、“本色”等30多家。在这里，普遍可见欧洲生活和休闲文化的标本，还能找到欧洲各国美食的痕迹。走进“捷捷”西餐厅，门口两个大酒柜里，摆放着来自法国、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南非等10多个国家的葡萄酒和香槟酒。临江路可以说是酒吧一条街，偶尔还能看到金发碧眼的外国人，增添了西餐厅的异国情调，有着“小香港”的美誉。

　　以前，临江路的客人主要是华侨。如今，大部分客人已经换成本地居民了。对此，“瓯洲之星”咖啡吧的西班牙华侨老板李焕军感受最深：“先前，因为咖啡吧开得少，消费相对较高，来咖啡吧的大多是华侨。后来，喝咖啡的习惯逐渐也在青田本地居民中形成，再加上店开得多了，价格在竞争中自然而然就往下走，普通市民渐渐成了这里消费的主流。”由此可见，咖啡美食正成为青田的一张金名片，并构成侨乡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近年来，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在华侨要素回流工程带动下，青田县城涌现了120多家特色咖啡、美食酒吧，构成了别处不可多见的风景。“哈蒙”——西班牙火腿肠，也是一种特色饮食，加上各种独具特色的西式Pisa，青田县城似乎称为浓缩的“小欧洲”。从文化交流的层次上说，这意味着青田华侨给青田县城带来了生活方式、生活理念的冲击，提高了人们的生活质量，更重要的是青田华侨影响了更多的青田人开始接受另一种文明。

结语

　　青田旅欧华侨华人是中欧文化互动的重要载体之一。他们在中欧之间的沟通和文化交流的作用显而易见。一方面，大部分欧洲人主要是通过华侨华人来认识和了解中国。华侨华人充当了向欧洲传播中华文化使者的角色，促进了欧洲多元文化的发展；另一方面，旅欧华侨华人是侨乡人认识世界的重要窗口，他们以其特有的身份，使侨乡成为土洋文化结合的实验场所，给人们带来经营理念、消费观念、生活方式、价值观等方面的改变，并积极捐助家乡的教育、交通等慈善事业，促进侨乡经济的发展。

　　诚然，在中欧文化互动中，华侨华人的传播和交流中也不可忽视地存在不健康因素和消极影响，这与青田华侨华人群体的整体文化素质有关。如帮会组织、吸食鸦片和赌博等。帮派陋习传入欧洲华侨社群后，华侨之间的械斗时有发生，导致了华人犯罪率的增加；这些恶俗使欧洲人对中国人产生误解，给中欧文化交流带来负面影响。同时，他们也将欧洲社会的一些劣质文化传到家乡，或多或少地影响了侨乡社会的稳定。如黑社会势力嚣张，助长了原有中国帮会组织的发展；开放的性观念和淡薄的亲情观使家庭婚姻出现危机，严重影响到中国社会结构的稳定（《青田侨报》每年刊登的涉及华侨华人的离婚案件特别之多即是明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