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南亚华族文化：延续与变化

东南亚华族文化：延续与变化

颜清湟（澳大利亚） 著　　　周添成 译

一、华族文化的形成

　　为方便起见，本研究中的华族文化限指（为了方便这一研究，华族文化被确定为）东南亚华族少数族文化。作为少数族群的东南亚华人与土著东南亚人在躯体、文化、社会和经济方面形成差异，而文化被理解为一整套信仰、价值观和习俗及其外部表达方式，诸如宗教、教育、语言、服饰和烹调。

　　东南亚华族文化的形成与华人在这一地区贸易活动和定居的历史紧密相关。华人早在公元前2世纪就开始同东南亚有商贸往来，但直到7世纪才初见增长。宋（公元960-1279年）、元（公元1280-1368年）、明（公元1368-1684年）、清（公元1614-1911年）时期贸易继续增长与扩大，华人最早定居于东南亚沿海可追溯到10世纪的苏门答腊岛。根据公元943年一名到该岛访问的阿拉伯人的记载，华人当时已定居巴邻旁（即巨港——译者）及附近区域。中华人迁移到该岛主要是由于黄巢起义的战祸。13世纪汉人的宋朝灭亡之后，到东南亚政治避难的华人增多。这些拒绝向中国的蒙古统治者投降的忠于宋朝的人，携带家眷及随从定居于东南亚陆地，尤其是安南（即越南）和占城。随着时间推移，定居东南亚的华人人数不断增加并扩散开来，到15世纪初郑和大将军出访该地区时，他目睹了定居于东南亚陆地与沿海部分地方的华人。中国政治避难者继续来到东南亚并定居下来，特别是1644年明朝灭亡之后。几乎与此同时，中国移民到达的实际数字与欧洲深入该地区引起的新的经济机遇相适应。荷兰访使华人到其东印度领地的政策导致华人定居巴达维亚人数的上升。与此同时，欧洲的经济渗透有效地将东南亚与国际市场连系在一起，并且为东南亚的农业与矿产品创造新的需求。这反过来刺激华人移民并定居东南亚地区。比如，对黄金的需求促使大批华人矿工移民并导致18世纪婆罗洲（加里曼丹的旧称——译者）和曼加华人聚居地的建立。英国自18世纪晚期起向东南亚推进，而它的自由贸易政策吸引了许多中国经济移民前往定居。在该地区经济迅速发展的刺激下，大批华工被引诱或输入到东南亚的矿区和种植园。到20世纪之初，大批现代华人定居者散居在该地区的许多地方。

　　华人移民，无论是政治移民还是经济移民，不可避免地随身把中国的信仰、价值观和习俗带到新地方，并用不同的文化形式，诸如中国寺庙、中国式的住宅与商店、中国服装、烹调和节日等来表达。虽然这些文化价值观与形式并不属于中国的高级文化，但它们却保存了中国传统的核心，并构成了东南亚华族文化的主要成分。

　　使东南亚华族社区在本质上不同于土著社区的是中国的习俗与传统、中国的宗教与教育。中国移民把他们的习俗与传统带到新地方，前进入一个保全它们的无意识的过程。出生成长于中国东南农村的早期中国移民具有保持其习俗与传统的强烈愿望，而看不到改变其风俗与习惯，以适应当地的气候与条件的需要。他们盲目地忠于其传统并抗拒改变。这种文化的韧性不仅延续于移民身上，而且在当地出生的华人身上也找得到，例如英国海峡殖民地的答答和惹娘，荷兰属东印度的伯拉奈干和西班牙属菲律宾的密斯蒂佐。英国评论员J.D.沃恩于1879年说：“华人是那么迷恋于其祖先的习惯，以致以不管与各国的土著在海峡内许多代的交往，他们还是唯恐或失地坚持其先祖的方式与习俗。

　　确实，早期的中国移民，想要保持所有的中国风俗与习惯。他们穿中国式衣服，吃中国食品，消费从中国进口的商品，保留中国式的发型，建中国式的住宅和商店。19世纪东南亚华人最显著的特点是他们的发型，即辫子。原先满族征服者强加给中国人的辫子却被东南亚华人接过来当发型。与其在中国的同胞一样，华族把头发视为其父母给予的身体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样就发展成依恋于辫子的强烈感情。辫子为华族（不论财产与社会地位）提供了共同的身份，并且成为区分他们与非华族的显明物体。虽然辫子被欧洲人看作是落后的象征与嘲笑的东西，被反满的革命者视为满州奴役的标志，却成了19世纪和20世纪初华人身份的象征和骄傲。

　　在保留其文化特性的过程中，早期华族有意识地试图保存丰富的传统节日。人们看到大多数中国节日以其原来的形式出现。尽管气候差异与当地条件，19世纪东南亚华族严格遵循阴历上节日的日子。这些节日包括中国人的新年，正月初九玉皇大帝的生日（特别在福建人当中庆祝），正月十五元宵节，三月的清明节，五月的龙舟节，七月十五的重阳节（即死人节，这里有误，重阳节应是阴历9月初九——译者）和八月的中秋节。一名重要的中国社会学家指出，中国的传统节日具有重要的社会作用。它调剂日常生活的单调，使参加者在艰辛劳动之后振作精神，提供实际的刺激。同时，它们增强群体精神、乐观和和睦的社会价值。对这一时期的华族社区说来，中国的传统节日具有更为重要的社会和文化功能。它们为一般参加者提供一个共同的活动中心。尽管存在方言上的差异，但所有的节目在时间上都是相同，背后的故事都是相同的。在缺乏像西方社会那样的固定假日的情况下，许多华族把这些节日当作庆祝、休闲和为即将到来强劳动振奋精神的日子。从文化上说，这些节日的庆祝活动复苏了华人激情和增强其对中国传统的情结。

　　东南亚的早期华人移民意识到在新地方对宗教的需求。由于未卜的前程与危险的航形，宗教崇拜成了他们精神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大多数东南亚早期会人移民是摩河衍派（即大乘——译者）的佛教信徒。摩河衍派强调祷告的威力，相信个人的拯救有赖于祷告和礼拜，而不是个人生活中的苦难。因而他们在寺庙里燃点锡箔和线香，拜佛祖和其他神。19世纪早期东南亚大量进口锡箔和线香证明在华族社区佛教崇拜的重要。许多美丽而宏伟的寺庙散布在东南亚。1988年项对北苏门腊的棉兰华族社区的研究，发现在那个城市存在着至少25个华人寺庙。在1968年。另一个对马来西亚吉隆坡华人寺庙的研究发现更为惊人。吉隆坡（包括巴达林爪哇）。至少有大大小小150个华人寺庙。

　　东南亚、香港和台湾的华族宗教生活以多神教为特征。在东南亚发现的可谓佛教寺庙不仅只供奉佛像教神，而且还供奉道教和地区的神像。华族宗教信仰的多神性质使宗教生活更为复杂。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华族社区的商业化并没有让人看到佛教，在该地区式微。相反，越来越多的佛教寺院和供奉不同神像的寺院兴旺起来。华族社区当中兴起为数众多的宗教教派。这些教派具有融合佛教、道教和也教的信仰调和论者的性质。这些教派之一的所谓“三一教”发现于16世纪的福建省，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传入东南亚。在1960年代的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有相当数量的寺庙崇奉这种教义，而信仰者多半是说兴化方言的华侨。另一种教派，即“真空教”传播到印尼和泰国，流行于客家人当中。还有一个更广泛流行于中国人当中的宗教教派是“德教会”，它不仅融佛教、道教和也教于一起，而且还吸收了回教和基督教的一些教义。它第一次于1939年在中国被发现，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香港和东南亚中国人中盛行。

　　东南亚多数早期华人移民是文盲，这并没有导致他们接受产生接受教育的强烈愿望。但随着华族社区的日益成熟，以及华族年轻一代在新地方的成长，人们教育年轻人的需要，在20世纪初引进现代华文教育之前，建立了三种类型的华文学校：称之为私塾的传统私立学校，由方言或宗族协会办的社区学校和教会学校。传统的私塾在三种类型的学校当中占优势。这些早期华文学校大多数都办在东南亚的港埠和城市（除了极少数在农村地区），比如，1885年估计，在海峡殖民地有115所华文学校，其中槟城52所，新加坡51所，马六甲12所。这类传统华文学校所招收人数少与保守的教学法为特征。1885年海峡殖民地115所华文学校多数不到20名学生，而有些只有2名学生。保守的教学法没有教学生理解，而只是死记硬背课文。私塾的设备一般很差，教师的质量也差，水准极低。另一方面，由方言团体或宗教协会经办的那些学校，却有较好的设备、较好的师资、较好的水准。

　　东南亚传统华文教育的双重目标是颂扬哲人的道德原则与获得读写技能。这很清楚地反应在早期华文学校的课程上。《三字经》与《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和孟子），宋朝大儒学校朱熹译《四书》，以及《五经》（诗、史、易、礼和春秋）构成，私塾和社区学校学生课文的主体。《四书》和《五经》原本是为在中国参加科举的学子准备的基本课本，但在东南亚的华族中功能不同；在这里它们是被利来用赞美儒学的道德原则。因此，这些经典是向学生传授儒家价值观的，并且有利于其成年人生活。二是大多数移民是文盲，所以识字为学生开辟了一个新世界，有助于他们贸易与经商活动。

　　20世纪以来，中国现代教育的兴起改变了东南亚华族教育的方向。作为清政府政治与社会改革的一部分，古老的帝国考试制度被基于日本模式的现代教育制度（间接基于美国制度）所代替。结果，在东南亚华人社区创建起现代华文学校。东南亚第一所现代华文学校是马来西亚槟城中华学堂。由著名华族企业兼清朝官员张振勋（号弼士，官封太仆寺卿——译者）为首的一群富有华商，于1904年3月创办的中会学堂旨在推进儒家的道德观，适应当地华人社区的需要。随后，整个东南亚的较大港埠和城市出于相同的目的，建立几十所现代华文学校。与传统华文学校相比，华族社区的现代华文学校规模较大，资金较足，设备较好、师资较优，具有较高的水准。它们的课程更多样，变化无穷，努力用新知识来武装学生。除了儒家经典而外，还授给学生历史、地理、外国语言（英国殖民地教英语，而在荷兰、法国和西班牙的殖民地，则教相应的外语和数学等新知识。）

　　1912年初清王朝的垮台与共和国的建立迎来了现代华文教育以大获全胜的姿态阔步前进。新政府调整了学校制度，修改了课程，重定了教育目标。它公布了三条重要原则：教育为道德价值，教育为获得实际知识和教育为学生的身体健康新的共和国的教育给东南亚华族社区的深刻影响。它推动了现代华文教育在该地区的传播，并有效地把华族教育纳入到其影响的轨道。同时，中国政府协助提供合格的教师、教科书和课程监管。

　　1927年国民政府在南京的建立翻开了东南亚华族教育历史的新篇章。随着其与华族社区建立密切的政治联系，国民政府对华族教育非常重视。华族领导人被吸收进侨务委员会，这个委员会一部分工作是向政府提出发展华族教育的建议。国民政府的高度重视导致有力地推动了东南亚华族社区的现代教育：更多的华文学校创办起来，教育质量得到改善。人们看到中等教育与女子教育的重要发展。虽然第一所华文中学在“五四运动”影响下在新加坡建立起来，但（1920年代和1930年代）一大批华文中等学校和女子学校建立起来。所有这些学校（小学与中学）都纳入中国的教育制度。国民政府帮助提供合格的教师，教材和课程发展，帮助培训华族师资和提供资金支持。

　　紧密的教育联系使华族受到中国影响并保证中国文化价值在华族社区的永存。这样，儒家的道德价值观与现代中国价值观在东南亚被滤清进入受过教育华文精英中。

二、华族文化变化的阶段与力量

　　表现在华族的信仰、习俗、宗教和教育内的中国传统文化价值的韧性易于导致对一种一成不变东南亚华族文化的误解。思想上受到冷战影响和把东南亚的华人视为一个政治问题的西方学者，倾向于坚持把“中国传统文化的持久性”的理论当作证明他们提出的将华族同化于本上社会是有理的一种手段。持久论者与1960年代同化论的提出在某种程度上也许是正确的，因为他们试图帮助刚独立的东南亚国家在短期内解决“华族问题”。但是，他们对华族的认知带有冷战意识形态的色彩，怀疑华族是为扩张中国大陆共产主义制度的潜在“第五纵队”。而且，他们难以穿越1960年代的视野，持久论者的谬见不仅是由于意识形态上的渲染和时代的局限性，而且还由于他们对文化的态度。作为在一个特定时期和环境下的社会产物，文化的变化是与社会的变化相一致的。

　　因此东南亚华族文化的发展是以华人社区发生所发生的变化为基础的。

　　文化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我不打算卷进对其复杂关系的辩论或论战。但是，为了这一分析的目的，我把文化视为一个处于某种历史阶段和环境下的社会的产物，而文化随着历史阶段与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因此，文化的变化是历史不可避免的过程。我在近乎10年前曾指出，全世界华族社区的社会变化的力量既来自内部又来自外部。内部力量包括中国方言团体的分离与冲突，土生华人与中国出生华人之间的分离与冲突，华族社区内部的阶段划分与冲突。外部力量有中国政治的影响，当地政府政治，经济和文化政策的影响，以及世界社会的和政治变化的影响。

　　东南亚华族文化的发展可以分成四个阶段：1912年以前；从1912年到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战后到1960年代晚期；1970年代乃至以后。时期的划分考虑到了文化变迁内部和外部力量，并采用“以华族为中心”的方法。第一阶段包括东南亚早期华人历史的很长一段时期，从明朝晚期一直到清朝灭亡，即从1500年到1911年。这一时期经历了华族文化的形成与早期发展。第二阶段开始于1912年新的中国共和制的建立到1945年8月日本太平洋战争的失败。在这一时期里，一般的华族社区和特殊的东南亚的华族社区被拉得更接近于中国，而华族文化深受中国共和政府政策的影响。第三个阶段经历了西方殖民势力从东南亚的撤退，以及该地区刚独立国家的兴起。新的政治和经济的力量刺激了华族文化的迅速变化，并引起了从以中国为中心向以当地为中心的发展的巨大转变。1970年代和现代之间的最后阶段经历东亚和东南亚新政治环境的变化，“四小龙”经济势力的崛起，中国大陆作为巨大的潜在市场的开放，华族商业文化的兴起，以及当地政府对待该地区的华族和华族文化的态度与政策的改变。

　　持续400多年的第一个阶段还可以进一步分成3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从1500年到1800年；第二个时期从1801年到1877年；第三个时期从1878年到1911年。在第一个时期里，华人居留地开始成形，但这类居留地大多数小而且属于暂时性的。它们广泛地分布于东南亚各地。华族文化在这一非常早的阶段基本上是较低层次的中国南方文化。我宁愿称之为大众儒家价值，所谓“粗俗儒家价值”与佛教、道教和中国农村的民间价值观交织在一起，被中国商人、移民和政治避难者保留下来。中国文化保留的程度因华人居留地的性质与大小而不同。在那些比较大的或者由较多政治避难者组成的居留地中，华文化保留得更完整些；而由文盲的移民和半文盲的商人构成的居留地，中华文化价值观的保留似乎要少些。这可以从17世纪马六甲华人居留地情况看出来。在这个华人居留地中，1644年明朝复灭之后的政治避难者看上去，保留了大量中华文化价值观和传统，另一方面，18世纪在婆罗洲较大华人采矿的居留地主要由文盲的矿工组成，在这里，没有留下任何原始的文字记录。但是，中国的习俗和节日保留的程度显得一样牢固。尽管华人居留地的性质不同。

　　在整个历史过程中，东南亚华族文化变化的两个主要的力量是适应当地环境的力量，我把这称为本土化的过程；和对外部压力与刺激作出反应的力量。前者是由作为华族物质再生产的结果的生存与竞争所驱动的一个缓慢而细微的过程。后者是迅速的、突然的、动态的有组织的。适应的力量在早期阶段自然地来临。虽然第一和第二阶段的华人社区（大多数）是由中国移民组成，可是一些成功建立海外基地的移民倾向呆下来繁衍华族的第二代。不管是中国的或本土的母性，那些在新环境出生并养育的第二代由于对当地条件的适应的而失去中国传统的一些东西。他们无意识地卷进本土化的过程；舒适地接受新的混合价值观的实践。随着这一过程延续，传统的中国价值观与习俗由于华族在当地一代又一代地繁衍而逐渐式微。在中国移民与当地女子结婚并繁衍混血的一代的时候，（这一本土化的过程变得越来越快）在写东南亚和新加坡称这种混血儿为“岑岑”（男的——译者）和“惹娘”（女的——译者），在印尼，称之为“伯拉奈干”，在菲律宾称为“密斯帝佐”。在第三、四阶段，这一变化的力量凸现于东南亚华族社区。这一地区政治与经济环境的迅速变化加快了这一本土化的过程。与1949年以后中国大陆新移民的停止一道，这一（要求改变以适应当地条件的）力量在华族社区变得突出。本土化的过程包括文化适应和文化整合两个常见的概念。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东南亚华族多数是当地出生的，而且他们不知不觉地进入这一文化适应过程。从他们父辈那里继承来的文化价值观与习俗必须不断地调整的适应当地条件，容纳新环境中的价值观和习惯，产生一整套混合的价值观和习惯。同时，华族随着时间推移把重心从中国转移到东南亚，形成以东南亚为中心的心理状态，在许多东南亚国家于1960年代建立起其现代政权之后，（这一文化整合的过程）特别明显。

　　应对外部刺激和压力的力量也许具有东南亚华族文化发展中最具活力的。它出现于第一阶段的最后时期，经过第二和第三阶段，后一个阶段与本土化的力量结合在一起。19世纪最后10年中国改革与革命运动的兴起，构成了东南亚华族社区的变化，最重要的刺激。分别由康有为和孙逸仙博士领导的运动导致华族社区（包括文化价值观与习俗）的迅速变化。1898年著名的“百日维新”在中国同时进行了康有为政治与社会改良的实验，改良的影响获了这个地区的华族社区。受到康有为改良主义的鼓舞，在接受过西方教育的华人医师林文庆博士（Dr.Lim Boon Keng）领导下儒学复苏运动开始兴起于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并广泛传播到荷属印度、泰国和缅甸。这一运动的目的在于使儒家学说成为有可能让中国统一走向现代化和现代宗教。以及使海外华人儒家化，那里得到启迪，如一部分从康有为，林文庆博士与另一位受西方教育的华人专业人士宋翁祥(Song OngSiang)一道发起反对裹脚和抽鸦片烟运动。在新加坡和马来亚海峡华人社区推行对中国传统习俗的改革，在中国改良运动影响下，引进了更为现代的学校，引进女子教育，出版一许多新改良的华文报纸，改变对妇女及其在社会作用的看法。

　　对由孙逸仙博士领导的革命运动兴起的回应，在东南亚华人社区中是更加强大、更加具渗透性的力量。在20世纪转折时期，大批革命逃亡者的到来对东南亚对华族社区革命思想起了更大的影响。大批华族第一次接受了革命宣传风暴的洗礼，并且被组织起来支持中国南方和西南的革命行动。东南亚华族对1911年革命运动的反应是全面的，它超越了方言与阶级的界限，华族当中许多人直接或间接地支持这一伟大的运动。对华族文化的深刻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作为一个整体的社区被拉向中国，发展了一种以中国为中心的文化。方言的障碍被削弱，一种共同的华人身份形成了。忠君、孝道和男尊的传统价值权被削弱；与此同时，利他主义、牺牲、平等和自由的新思想缓慢地浮现出来。这些思想帮助这一地区的华族形成一种新的文化观。

　　对东南亚华人文化变化来说，最为重要的外部影响也许是“五四运动”。“五四运动”开始是中国的一场爱国反帝的政治运动，后来转化成为中国现代历史上一切伟大的文化和社会运动。它对中国传统价值、社会制度与实践的讨伐对中国社会具有深刻的影响。这一运动对东南亚华的文化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它激励了中国现代文学活动；它把中国现代价值观传到华人社区；它在东南亚加强了以中国为中心的文化。在“五四运动”的刺激下，东南亚的华人知识分子开始推动现代华文文学，用白话代替文言文来创作小说、散文和诗歌。他们在当地华人报纸上发表作品，开创了这一地区华文文学。

　　五四后期在中国出现的新价值观，诸如功利主义、实用主义、年轻人的行动主义以及新女性观，通过报纸杂志转输到东南亚的华族社区。这些新思想在提高妇女的社会地位及其在社会的作用等方面所发挥的作用特别显著。关于妇女在家庭和社会的作用的传统看法遭到挑战。至1930年代，所接受的更加激进的女权观点不断地见诸媒体。诸如“现代女性培养”、“现代妇女在事业与家庭之间的两难选择”、“我心目中的理想现代女性”、“婚后妇女”、“现代妇女的姿态”、“如何成为一名现代妇女”、“怎样摆脱婚姻加给妇女的枷锁”、“妇女的职业指导”、“对妇女的健康忠告”等话题出现在了广泛发行于马来亚及其附近地区的新加坡的主要华文报纸上，作为“五四运动”影响的现代华文报纸在东南亚的发行量剧增。比如，新加坡从1881年到1920年的40年间发行了21家报纸和杂志，而从1921年到1930年仅仅十年报纸和杂志的数量就猛增到85家。1920年到1930年代发行的这类华文报刊大多数呈现出以中国等导向，吸引了公众对中国的问题的关注。这强化了东南亚华族以中国为中心的观念。

　　以中国为导向由于1930年代日本大规模侵略中国而进一步强化。日本自1915年起一直对中国施压，臭名昭著的21条的公布，对作为一个国家的中国提出最严重的威胁。日本在1919年1928年和1931年对中国的侵略使日本在国内外中国人的眼里成为最可怕的帝国主义强权。1937年7月7日著名的马可·波罗桥事件（即芦勾桥事件变——译者）触发了日本对中 斩全面入侵。面对这一空前的民族危机，东南亚华侨在新加坡著名领袖陈嘉康领导下动员起来，支持中国的抗战。这一抗日动员刺激了东南亚一大批旨在拯救其祖国的华文出版物的涌现。比如，由于这一抗日战争的影响，1930年代（许多伯拉干华文报纸）出现于荷属东印度，在1930年代后五年许多伯拉奈干报纸强烈地表达了抗日情绪。在新加坡和马来亚，文字出版物不仅在数量上增加，而且将抨击的矛头集中在日本侵略者身上，支持在东南亚发动的爱国救亡运动。这些政治上诱发起来的活动的活跃极大地激起了华人的认同感，并且加强了东南亚华侨与祖国之间的关系。

三、华族文化与华族认同

　　除了新加坡以外，东南亚的华族文化是一种亚文化。这是因为华族社区没有构成东南亚社会的主流。作为少数民族，东南亚的华族无不感到不安全，对自己的身份感到模糊。这种不安全感促使他们去改变并适应该地区快速变化的政治与经济环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东南亚华人）认同改变得最快。回顾过去，这场战争迎来了东南亚华侨认同转变的两种新倾向。首先，大多数东南亚华侨在1942年与1945年之间惨遭日本野蛮统治。他们总是与其所住的地方形成更为密切的附属关系，因为他们当中许多人用自己的鲜备帮助该地区抵抗日本侵略。这种对当地依恋感情的增长导致战后对地方认同感的发展。其次，东南亚本土民族主义运动的兴起不断要求华话怀其所在国家而不是他们的祖籍国的利益保持一致。西方强权从东南亚撤退以及1949年这后来自中国大陆的中国移民的断绝，使华族社区更进一步摆脱了强有力的外部影响。

　　假若认为东南亚华人社区是一个统一的群体，认为他们应对变化的政治和经济条件是一致的，那就错了。实际上，东南亚华人文化的变化是因社区的地点、规模、同化的程度和政府对华人的政策的不同而不同。在诸如新加坡和马来西亚这样的国家，华人社区的规模大，同化的程度最低，华人政策宽容而随和，华族文化生存得较好，并显示出增长的迹象；而在诸如泰国、印尼、菲律宾、越南和缅甸这些国家，那里华人社区的规模比较小，同化的程度比较高，政府的政策不太宽容，因而华族文化迅速削弱。

　　五赓武教授关于东南亚华人多种认同的理论在历史上是正确的，但似乎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理论正在失去其影响。人们越来越把注意力集中在该地区华人的政治认同与族裔认同上。一般说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政治认同或国家认同随着东南亚政治形势的迅速变化而变得更加强烈。华人国家认同的衰弱有助于加快当地认同的过程。除了非常少数年迈的中国出生的华侨外，绝大多数东南亚华人都会毫不犹豫地把自己认同为新加坡人、马来西亚人、印尼人、菲律宾人和越南人，等等。这一趋势继续加强并最终导致所有东南亚华人认同于所在国家。中国作为世界强国的崛起与近年来东南亚华人在中国投资的不断增加并不会倒转这一趋势。这个地区的一些观察家和西方的一些学者所持的关于东南亚华族树脂化的理论大体上无事实根据的。这是基于对中国的怀疑与惧怕。恰恰相反，中国近年来已力求与东南亚的许多国家改善关系，并且长期以来采取鼓励华族加入当地国籍的政策。最明显的例子是中国在1955年与印尼政府首创解决改变国籍问题。近年来，中国事实上与东盟国家更将亲密了，最近还通过宣布人民币不贬值来支持东盟政府稳定货币的努力。

　　华族政治上的认同不应该成为一个问题，也不应该觉得是一个问题。不要认为东南亚华族会抱有为推进中国在该地区的政治利益而牺牲居住国的想法。华族的经济认同也不应该理解为东南亚的一个问题。未来的东南亚华人投资者，不论他们对中国的祖籍地怀有多强烈的感情，如果没有赢利的机会，也不会把自己的资本冒风险在中国投资。他们在中国投资的决定取决于利润和市场的巨大潜力，而他们比其他投资者更具有竞争力，是因为他们熟悉中国语言与文化。惧怕华族在中国投资会牺牲东南亚国家的发展也是无根据的。东南亚应该集中考虑的是华族的认同问题。华族的认同包含两个重要成分：躯体的认同与文化的认同。就华族在躯体上有别于土著和其他少数族群来说，华族的认同问题会继续存在着。它会持续存在相当长时间。东南亚国家的政府只能通过给予鼓励或帮助，清除某种社会障碍方法来促进通婚的过程。政府不能通过法规来强迫人们通婚。这种躯体上成为一体的过程是缓慢的，难以觉察的过程。

　　文化认同是东南亚华族认同保留的关键。费雷德里克·巴思在1960年代晚期指出，少数族的分界线可以不受人员流动的影响而继续存在下去，少数族的区分并非因为社会缺乏互相交流与接受，尽管少数族之间相互接触和相互依存文化差异可能持续下去。在东南亚，华族文化会继续存在，尽管该地区少数族相互接触，并在经济上与本土人民相互依存。华族文化在华人不是一个可以忽视的少数的那些国家里表现得特别强。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华族认同很强，因为华族文化得到很好的保护。应该注意到的是，东南亚华族文化与中国大陆或台湾的中华文化并非完全相同。

　　华族文化，在信仰、价值观、习俗和文化表达方面都染上了很强的东南亚当地色彩。马来西亚华族文化的当地化就是一个恰当的例子。在马来西亚，这个过程曾经被称为中华文化的马来西亚化。这个过程在1957年马来亚独立和1963年马来西亚形成之前很久就开始了。这里应该强调的是独立前的马来亚和马来西亚；这个过程是缓慢又不可觉察的，而这里与当地环境和需要相互作用的自然结果。然而，1963年以后马来西亚的过程加快了。为应对1971年起来自政府在经济上和文化上日益增加的压力，马来西亚的华人成立文化组织，推动传统文化活动，诸如舞狮子、舞龙、中国书法和中国绘画班、中文诗歌朗诵、中国民间舞、中国烹调、中国茶饮和中国音乐。在振兴传统中华文化的过程中，人们试图将传统的形式与马来西亚的需要结合起来。这种尝试的结果是一种具有浓厚地方风味的新文化形成的诞生。1988年6月以“二十四节令鼓”闻名的鼓手戏班的成立就是一个好例子。这个戏班的成立从中国节日大鼓的作用及其对听众的影响中得到启发。在传统上，庆祝活动以狮子舞或龙舞居前，由二至四个鼓手交替击打一只或两只大鼓。鼓声在创造节日气氛中所起的作用是极大的。受大鼓的威力和影响的启发，柔佛巴鲁（又叫新山——译者）的两个华人艺术家陈惠仲（Chen Huichong）和陈斋芳(Chen Zaifan)创建起由9名鼓手组成，后发展到20名鼓手，20只大鼓的戏班。每只鼓刻上中国书法，以产生艺术效果。二十四节令鼓戏班在一些重大节日的公开庆祝活动中演出。但是，正如一位观察家所告诫的那样，过分强调传统中华文化的演出与展示，有可能使新的已经马来西亚化的中华文化流于表面而无实质内容。

　　但是，东南亚华族文化的当地化既不会使华族少去东南亚人的特色，而增加中国人的色彩，也不会使二者减少融合的可能性。相反，它从总体上会丰富东南亚文化。东南亚一直是东西文化的汇合处；它是吸收各种不同文化的熔炉，并且产生其自身的混合文化。在过去，东南亚文化已经证明了其吸收外国文化，诸如传统的中国（在越南）、印度文化（在泰国、柬埔寨、印尼、马来西亚）、阿拉伯文化（在马来西亚、印尼和文莱）和西方文化（这个地区的大多数国家）显著能力，而且我相信东南亚文化会0容纳和吸收现代中华文化。在以往几十年里，西方学者和本地的激进民族主义者倾向于渲染带着一种狭隘政治眼光华族文化强烈的政治性。但是，所有这些偏见都会随着华族语言（普通话）在亚洲成为崭露头角的商务语言以及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利益关系更为密切而消失的。

四、结束语

　　东南亚华族文化的形成与中国人商业活动和在该地区定居的历史是紧密相关的。中国商人和移民把他们的信仰、价值观和习俗连同文化表达方式，诸如寺庙与建筑的风格、服饰、音乐、烹饪和节日带到新地方。独特的中国方言和中国的教育制度加强了中国价值观与习谷的稳定性，中国移民具有一种中国的不顾新水土和经济环境都要保持中国的每一样东西的强烈愿望。他们在东南亚进入了一个保全中国传统的无意识过程。

　　东南亚华族文化的发展走过四个不同的阶段：1912年以前；1912年至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战后至1960年代，1970年代至今。推动华族文化变化两种主要力量是：适应和调整；以及应对外部刺激的力量。本土化的力量削弱了中国习俗与价值观。另一方面，应对的力量比本土化更强大。由于中国政治和文化影响，东南亚华人文化转变成为现代的、动态的、前摄的文化。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华人国家认同的式微与本土民族主义的兴起，加速了华族在东南亚新政权里政治认同的转变。东南亚压倒多数的华侨在1960年代后已把自己认为为马来西亚人、新加坡人、印尼人、菲律宾人、越南人，等等。这一趋势继续存在并将最终导致所有东南亚华人认同于居住国。在东南亚，华族的政治认同应当不会成为问题，华族的经济认同也不应该被视为一个问题。但是，华族认同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华族的认同包含躯体的和文化的认同。躯体的认同会持续一个相当长的时间。东南亚政府可以通过给予鼓励或帮助消除某种社会障碍来推动民族间的相互通婚。华族文化认同是保留东南亚华族认同的关键。尽管少数民族之间相互接触，经济相互依赖，但它继续存在。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华族文化受到很好的保护。但这种文化有别于在中国大陋和台湾发现的中华文化，它已拥有了东南亚当地风味。中华文化的传统的和现代的形式已适应了当地条件，服务于当地华人社区的需要。

　　华族认同的问题随土生华人种族间的关系而定。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华族不仅应当总是首先把自己视为东南亚人其次才是华族，而且应当了解土生土长的人的感觉；他们应当准备在需要的时候帮助土生土长的人。在土生东南亚人这一方，他们应当把华族接受为东南亚国家有的合不成员；而且应当承认华族在躯体上和文化上都不同于他们，并有保存其信仰、价值观与习俗、语言和教育的权利。在多元民族和多元文化的东南亚，每一个少数族群必须拥有权利和责任，以及接受相互间的差异的愿望。

　　译者注：本文译自（日本）游仲勋主编的《华族——其经济、政治与文化》（日本时代出版社2000年2月出版）。本文作者颜清湟系澳大利亚阿德莱德大学教授。原注释省略不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