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华侨史》概要

　　浙江师范大学周望森教授通过广泛的材料收集，经过多年潜心研究所撰写的《浙江华侨史》（中国华侨出版社，2010年4月第一版），今年终于与广大读者见面。经作者本人同意，现将《浙江华侨史》各章节概要如下，以飨广大读者。

《浙江华侨史》概要

夏凤珍

第一章　古代浙江人移民海外

　　浙江地处长江三角地带的南翼，地狭人稠，而资源有限；另一方面，浙江是华夏文明发源地之一，有悠久的文化和人文优势。

　　自然的、社会的种种要素，不论是优与劣，正面与负面，都极大地关系着各个时代的浙江人的生存活动。空间的利用、延展和开拓，对地狭人稠的浙江特别重要。浙江人一代又一代地延伸、展拓，再延伸、再开拓。高度地利用和扩大活动空间，创造了自己的文明史、发展史。浙江是个沿海省份，浙江人的延伸、展拓，从陆地扩大到海洋，从近及远，从近海，走向海外。这种走向海外，经过长期的搏击，到唐朝成了定势，并已有人在海外定居，产生了浙江籍的华侨。（书第3页）

第二章　浙江华侨的产生和初步发展

　　古代浙江华侨与闽粤华侨相比，有很大的不同。尽管历史也久，资格也老，却是一个分散的弱小群体。浙江华侨在唐朝产生后，虽也在继续发展，但不是连续不断的、规模化的发展。古代三个阶段（唐朝五代、两宋、元明清）中，以两宋的发展较快较正常，元明清阶段发展十分无序、艰难曲折，受到不利因素的严重阻碍，与闽粤华侨的规模、创业都拉大了距离。

　　古代移民海外的浙江人主要是从事海外贸易的商人，其次是学问僧和其他文化界人士，农民、手工业者基本上还没有加入其中。这种身份到海外后也得到延续，仍然从事经商活动和文化活动，没有人从事农耕、养殖、渔牧等产业，即没有开发性产业。这也是有异于闽粤侨胞的。

　　流向、分布，以日本为主；前往朝鲜则从宋代的较大规模到元明清变得十分稀少了，在闽粤华侨的最大最主要的分布和侨居地区、也是世界最大的华侨重点地区的东南亚，浙江华侨的人数也少，那里的100多万华侨中，浙籍华侨只是个零头数。临近古、近代之交，浙江冒出了青田石商，彪出国门，远走欧洲，在最早的资本主义世界“抢了滩”，奠定了以后浙南移民源源不断前去经商侨居的基础。走入欧洲、侨居欧洲，就成了浙南华侨出国、分布的特点，此后浙籍华侨在欧洲华侨社会长期“称大”。（书第33页）

第三章　近代浙江华侨发展壮大

　　近代浙江华侨出国，起始于19世纪40年代。他们的出国，一方面，是古代浙江华侨出国历史惯性的作用，是古代华侨出国的传承性、连续性的发展；另一方面，是新背景下，出国有更大客观因素和主观要求，具有现实性、迫切性。这就造成近代浙江人出国的规模化，并形成了高潮。

　　近代国人移民海外，以契约华工为最大宗，近千万人成了海外华侨华人。浙江只有在很小的广度深度卷入这个华工出国大潮。在19世纪六七十年代“苦力贸易”、华工出国形成高潮，浙江卷入其中不到千人；高潮过后的小规模“苦力贸易”，包括前往东南亚、南非各只数十人；“一战”赴欧华工也只有青田籍2000名华工，与华北地区的20万人相比，是小巫见大巫。这一情形，把浙江华侨与闽粤华侨更大地“拉开”距离，不仅华侨人数对比更加悬殊，而且在流向、分布、职业、产业走向等等方面，与后者差异加大。这种历史特点一直起着作用，影响着近代后期和现代后继者的流向、分布、职业以及与当地社会的关系。

　　由于只在很小程度和规模上卷入契约华工的移民潮，因此，浙江华侨出国的时间、形成高潮并不在19世纪（近代前期），而是在民国时期（近代后期）。前期出国的人数、规模和分布范围远不如后期，正与闽粤的情形相反。后期浙江华侨得到较快壮大发展，最多时的海外人数大约10万，分布在40多个国家地区，总能量有很大增长。尽管与闽粤相比悬殊仍然很大，但在全国省份中的排名中已居较前，为第九位。

　　近代浙江华侨以祖籍地划分，有南、北两股。两者之间存在着“先天”条件、起跑点、经营活动、发展水平和实力的巨大差别，是北强南弱；人数、分布广度，南股超过北股。但无论是北股还是南股，都拥有相同的精神财富——浙江精神：敢于冒险，勇于探索；坚韧不拔，自强不息；不辞艰难，勇于拼搏；不断创新，善捕商机……。正是这种精神、毅力和品格，这两类海外浙江华侨都走向了自己追寻的目标：北股侨商获得了重要发展，形成了如同“宁波帮”这样高层化的著名的海外商帮；南股华侨走出了一条在异国他乡的立足生存并初有发展的道路，立于世界华侨华人之林。浙江精神是浙江华侨的最重要“资本”，浙江华侨在海外的拼搏大大地充实丰富了浙江精神。

　　农、工、商、学、兵，近代浙江的华侨绝大部分“姓商”，一小部分“姓工”、“姓学”。北股富商大贾，南股小商小贩，身系商海，浪迹天涯，漂泊五洲，商情商机使他们的行踪遍及世界各地，推进到世界的广阔市场。他们走向了世界。商业是工业、农业、开发性事业的中介力量，是传递机、传动带，没有农业、工业、开发性事业的近代浙江华侨，以自己的职能和方式参与了近代世界的发展，作了特有贡献。（书第82——83页）

第四章　现代浙江华侨新发展新特点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新中国建立后的30多年里，国内国际环境都不利华侨出国，移民海外处于停顿、半停顿状态，是华侨发展史上的低潮期。中国“文革”结束，实行改革开放；东西方“冷战”的结束，世界趋向多极化、经济一体化。华侨出国的环境和条件大为改观，形成了出国的新高潮，浙江新移民新华侨增加的速度更居全国前列，浙江成了“华侨大省”。

　　新时期华侨出国的主因，逐渐由谋生转变为寻求发展，市场导向起了关键作用，多数进入国际市场，获得发展机遇。由此华侨的发展有了新起点、新平台，引起了华侨社会的重大变化，华侨加速向外籍华人转化，华侨历史发生重大转折。（书第84页）

　　浙江是经济发展走在全国前列的省份，也是空间有限、资源短缺的省份，并且又是有出国传统的侨乡省份，因此，在“走向世界”的大潮中，浙江人一开始就走在前列。向非洲、中东等地区的投资创业者中，宁波、温州、义乌等地的浙商占了很大份额；赴独联体、东欧地区开展贸易活动，浙南人捷足先登，十分活跃。出国留学于1979年恢复，此后人数一年比一年增加，并形成了“留学热”。到了20世纪90年代，浙江人出国的规模迅速扩大，每年都达数以万计，形成空前高潮，浙江新移民数居全国各省市（区）的第二位或第一位。（书第87页）

　　现当代浙江人移民海外，大致有上七个渠道。各种渠道之间并不是截然孤立的，而是互相交叉、互相重叠的，有的是互相促进的。例如出国团聚、继承家产，与家庭化家族化显然是互相交叉、互相促进的；探亲、团聚，本是合理合法的，但有些人却在条件暂未成熟时急于出国，就走上偷渡的歧途。

　　在多种出国的类型和人群中，出口贸易、对外投资的移民，以一定的资金跟着转移，很快进入国际大市场，实力增强较快较大，是移民潮中的新劲旅，对于华侨华人整体实力的增强有重大作用，是目前和今后华侨华人社会的新动向。这个时期为数日趋增多的留学人员、科技文化人员的出国及其向华侨转化，在海外从事科技文化事业，或介入国际大市场，从事商务、技术开发，是华侨群体中的精英族。投资新移民、高学历新移民的壮大成熟，将成为领军族，关系着华侨社会的发展动向和前景，受到了关注。（书第121页）

　　浙江籍华侨人数，在古代、近代并不多，改革开放前还在减少，在东部沿海省份中排名较后，居全国第九位。改革开放后，浙籍华侨人数迅速增多，形成出国新高潮后骤然增加，新移民增长数与广东相近，居全国前列；旅外华侨华人总人数超过百万，排名向前提升，居全国第五位，列于广东、福建、广西、海南之后，成了华侨大省之一。（书第144页）

　　至2003年，浙江籍海外华侨华人总数达120万左右，加上旅居港澳的30万人左右，两项共计约150万人。（书第145页）

　　现代浙江籍华侨华人的资质，与老华侨相比，发生了重大变化，朝着良性方向发展，有利于他们在海外的生存、创业、发展和实力、地位的提升，改变了华侨会人的整体面貌，对住在国和祖国家乡的贡献，也都起着积极的作用和影响。

　　资质，指人口自然结构、文化教育水平、社会原职业身份和社会阅历经验等诸种要素的综合素质和潜能。随着时代的发展，祖国的进步，社会生存生活条件的改变，新移民新华侨的整体综合素质得到了很大提高。老华侨群体那般畸形的有男无女性别结构、文盲半文盲的低文化水平、相当单一的农民手工业者的出身和社会职业，等等，都改变了，大都成为历史陈迹。（书第146页）

第五章　浙江华侨创业和经济事业

　　华侨前往海外创业发展，受到他们祖籍地经济的影响。产业行业，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家乡的承袭和延续；在产业发展的过程中，家乡经济影响着他们在海外的经济发展状况。由此，浙江华侨经济有明显的地域差别，浙东籍和浙南籍海外华侨经济的筹划创建、演变轨迹和发展水平，均有很大不同。

　　宁波、舟山、绍兴和杭嘉湖地区等浙东（北）籍华侨经济，演变轨迹大致是：古代海外贸易业和手工业经济；近代进出口贸易业和务工（船工、契约华工）、“三把刀”（菜刀、剃刀、裁缝好）等多元化经济；现代的制造工业、航运业、高科技产业等，并达到较高的发展水平。

　　青田、温州等浙南籍华侨经济，经历了三种形态两次转型的演变：古代和近代以拎卖业为主的小商贩经济，向近代后期和现代的以中餐业、皮革业、服装业为支柱的坐商经济和出口贸易经济转变，现代后期的坐商经济和出口贸易经济走向较高水平，并在国内投资兴业，向现代化经济转变，开始步入世界华侨经济的先进行列。（书第155页）

　　“二战”后即现代，浙江华侨的经济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上升到一个新的发展高度，实力大为增强。

　　原本基础好、发展程度高的浙东、浙北等地区的华侨经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展的速度、广度和深度空前提高，形成强势经济，进入世界经济发展的先进行列。

　　浙南华侨经济，走出了独自打拼、孤立经营和滞后状态，在20世纪50年代就基本上摒弃了拎卖方式的小商经营，创办了中餐、皮革、服装等服务业；进入90年代又向国际贸易、百货经营等多行业转变，短短10多年，突飞猛进，快速向发达地区的华侨经济接近，并向国内投资，形成内外资相融合、双赢双利的发展新路，获得跨越式发展，走向现代化。（书第177页——178页）

　　现代浙江华侨经济，由于行业产业的大面积开拓，走向了多元化、高层化和跨国化，产业规模和经营范围不断扩大，创造和积累的财富也大幅增长。

　　中餐业是浙籍华侨的重要行业，投资小、利润大。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欧洲的中餐馆“饱和”前，“办一家，发一家”，有的人开了一家又一家，一户办多家连锁餐馆颇为普遍，最多的办了七八家。另两个支柱行业，皮革业、服装业也是重要产业，凡成功者，实行工场制作、商店、网点（销售）连锁经营，利润额空间一再扩大。就是这类技术含量不很高的劳动密集型的产业主纷纷发财致富。据荷兰一位老侨领估计，90年代经营这几种行业的浙南华侨1/10已上升到中产阶层，其中有巨富层。当时法国的一位侨领说，法国中产者（或富人）的参考性收入或资产的标准是月收入3.3万法郎，或有190万法郎的资产。由此可见，90年初浙南华侨成为中产者或富人的数量已不算少，他们的富裕程度也较高了。而达到小康水平的则占有更大的比重。

　　兴起时间不长的浙南华侨出口贸易业，给他们带来的财富比服务性的中餐等行业更大。据丽水、青田的侨务部门估计，至2000年青田华侨从事出口贸易达3万人，总贸易额31亿美元；2004年，外贸人员增至5万，贸易额50多亿美元；2005年，人数增至5万多人，近6万人，贸易额达60亿多美元。按2005年的贸额量计算，人均年贸易额至少10万美元，依升值前的人民币对美元的兑换率计算，达80万人民币。

　　海外华侨财富的积累，在向家乡的侨汇中得到了反映。以青田为例，2004年的侨汇就达5亿美元；侨汇以外，其他途径带入的外币数也很大，据说与侨汇至少相当。文成县1999年的侨汇是24248万元，当时该县海外华侨（包括老幼，从业者和纯消费者）是58000多人，侨汇人均约5000元。文成县1989年全县财政总收入533万元，而侨汇661万元，超过财政总收入。2005年温州市侨汇总数达26.48亿美元。截至2004年，温州的侨资港资企业总投资50多亿美元，占全市三资企业的80%以上。至2006年，浙江侨资港资企业共25000多家，总投资达830多亿美元，占外资总额的60%。

　　现代浙江华侨中，多行业、规模化、国际化的财团不断增多，出现了一批行业“大王”，“十强”、“百强”、“五百强”的企业巨子，数千万、数亿、数十亿美元资产的大企业集团。他们无论是在“港转外”、“台转外”的浙东浙北侨胞中，还是在温州、青田等地的新浙商中涌现出来。（书第196——19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