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华侨移居海外历史悠久

温州华侨移居海外历史悠久

章志诚

　　温州地处东南沿海，是浙江省著名的侨乡之一。

　　据有关史料记载，早在一千多年前的北宋时期，就有温州人移居海外了。温州人移居海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要是由于两宋时期温州对外贸易的发展，经济活动范围的扩大，许多海外客商来温经商，购买温州的手工业品，如漆器、陶瓷制品等。当时，这些手工业品不但销售国内，而且远销到东南亚、欧洲和非洲中部的东海岸。因此，有温州商人就随贸易商船到国外经商，有的被“诱以禄仕，或强留之终身”；有的则客居那里经商。

一

　　据史料记载，最早移居海外的是温州人周伫。北宋咸平元年（998），周伫随商船到高丽（今朝鲜、韩国），结识高丽人蔡忠顺；蔡知其才，乃密奏高丽王廷，“留之，初授礼宾省注（主）簿。不数月，除拾遗，遂掌制诰。”以后，高丽显宗避契丹入侵南移，周伫“扈从有功，由是大显，骤迁礼部侍郎中枢院直学士、历内舍人秘书监右常侍、拜翰林学士承旨，崇文辅国功臣，左散骑常侍，上柱国海南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寻迁礼部尚书。”周“性谦恭，工文翰，交聘辞命，多出其手”。由于周文才出众，当时高丽致北宋、辽的外交文件多出其手。1024年周伫在高丽去世。

　　南宋淳祐年间（1241—1252）永嘉人王德用，因科举屡试不中，遂与其兄王德明，变卖房屋田地，伪造国书，携带违禁品，赴交趾（今越南）经商，拜见交趾国王。国王大喜，亲与宴会。之后，交趾国王“以德用才艺而敏，给厚礼，留之，谴乃兄回” 。南宋景定年间（1260—1264）永嘉人薛氏到真腊（今柬埔寨）定居。元世祖至元十九年（1282），又有永嘉人陈宜中（系南宋末代宰相），因抵抗元军失败，从占城（今越南南部）退居暹逻（今泰国）。从现有史料看，以上几人，是温州籍移居海外经商或谋生的华侨先驱。

二

　　宋、元以后，特别是明代郑和七次下西洋，抵达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为我国东南沿海人民移居海外创造了更加有利的条件。但是，在温州沿海一带，因遭受倭寇的长期侵扰，明末的战乱和清初的海禁，致使温州人移居海外受到了严重阻碍。因此，在明代以至清代前期，温州人移居海外的比较少。

　　鸦片战争以后，资本主义国家商品输入温州广大农村，加速了原有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解体，随之而来的是大批农民和手工业者的破产。那些破产的劳动者为生计所迫，远离家乡，有的应洋人招募华工而奔赴海外谋生；有的则通过已在海外的亲朋戚友，而到海外做苦力为生；也有的到海外从事小商活动。清道光二十七年至同治五年（1847—1866），洋人到浙江温州府平阳县招去了十几人。这些被招去的人先被送至澳门，再被转送古巴充当苦力，受尽折磨。清同治、光绪年间，瑞安县华表人张新栋，因家庭贫困，以贩敲饴糖于福建。当时福建人在南洋各地经商者颇多，张新栋即随福建人赴南洋谋生。起初，他为人执洒扫役，渐积工钱，以后自做小贩，获利颇多，使“家渐以饶”。

　　特别是清光绪二年（1876）温州被辟为通商口岸后，随着对外贸易的发展，常有温州人随商船到欧洲及南洋英、荷两属殖民地国家和地区从商或做苦力。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永嘉人田合通及其父已在德国经商，并加入了德国国籍。据田合通自述，他在德国经商每年经营额多者十万（两），利息约五六千金左右。

　　二十世纪初，温州地区出国谋生的人逐渐增加。1904年平阳县又有十几人被洋人招募到南非做苦力。1905年文成县玉壶区东头乡胡国恒，随其在青田县的舅父到欧洲卖青田雕刻，之后，又随其舅父到南洋阿根廷谋生。1907年乐清县虹桥区西联人张烈（云雷），于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后，到南洋印度尼西亚爪哇岛的泗水埠华侨办的中学执教。张烈的虹桥同乡陈乃新也来到泗水埠侨校任教。

　　此外，乐清、平阳等县还有一些人赴日本谋生。据刘绍宽先生的日记载，1904年9月，有乐清人施静澜、郑铸仁等人前往日本谋生。1908年，乐清县虹桥人刘道发，跟随温州人前往新加坡做木器，后转赴印度尼西亚从事木器业，生意兴隆；之后，他从家乡引领一些木工赴印尼、新加坡从事木器业。据有关资料记载，新加坡在1912年只有几个温州人，到1915年已有十余人。

三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1914—1918年），日本的资本主义工业有了较大的发展，工厂数、工人人数和工业产值都比战前翻了一番多。许多工厂企业普遍缺乏劳力，这就为温州人赴日谋生提供了客观条件。同时，日本与中国海程较短，旅费节省，语言易学，因此，“一战”之后，温州（包括处州人在内）掀起了一股赴日的热潮。1920年至1922年春，温州、处州两地赴日本做工、行商的达5000人以上。

　　上世纪二十年代末和三十年代中期，由于国民党围剿革命党人，迫使一些革命党人逃离家乡，出国“避难”；民国十八年（1929），温州各县又逢特大自然灾害，农业歉收；接着，日本帝国主义先后发动“九一八”、“一二八”事变，灾难接踵而来，迫使一些生活贫困的农民和城乡手工业者寻求出路，有的继续赴日本谋生，但为数不多，有的涌向东南亚地区，有的则奔赴欧洲各国。1935年与1936年两年，温州各地掀起了第二次出国热潮。据瑞安白门乡、梓岙乡、丽岙镇三个乡镇的调查，这两年出国谋生的共297人，主要流向法国、荷兰、意大利等国。这两年文成县出国的共334人，他们主要流向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其次是去法国、意大利、荷兰等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于人民生活的改善和国外许多国家和地区相继限制华侨入境，因此大量华侨出国已成历史陈迹。但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由于我国国际地位的不断提高，以及实行对外开放的政策，也由于老一辈华侨在海外长期奋斗而开创起来的事业，急需人出国接班或助理，因而在上世纪80年代，温州各县（市、区）又掀起了一股出国热潮。据1987年7月底统计，温州（除龙湾区未统计外）10个县（市、区）出国人数累计为91301人。据日前最新资料统计，温籍华侨华人和港澳台同胞近70万人，分布在世界五大洲111个国家和地区。

四

　　温州侨胞遍布世界各地。其中一个显著的特点是，侨居欧洲的占多数。从上世纪三十年代前后旅居各国的温州籍侨胞的职业看，大体有以下几个特点：在日本的侨胞，主要从事苦力。在新加坡等地的侨胞，主要从事两大工作：一是木工，二是到日本资本家办的龙门（龙运坡）铁矿当苦力。在法、荷、意等国的侨胞，主要从事小商贩活动。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60余年，温州侨胞在世界各国的职业结构与文化知识结构发生了以下几个变化：

　　餐馆业的崛起。二战后，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温州侨胞在世界各国的政治地位随之提高。他们中不少人用自己辛勤劳动、缩衣节食而积蓄起来的资金开设餐馆。二战后的1946年至1956年，文成县旅荷华侨在荷兰各大城市开设的餐馆不断出现，其中较大的有10家。1956年以后，文成县旅荷华侨的餐馆业又有了较大发展，到1984年底，这个县在荷兰各地开设的餐馆达121家。到2006年3月，在西班牙侨居的30000多名温州华侨，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在该国的中部、南部和东部各大中城市开设餐馆，少数华侨在北部的中小城市开设餐馆。

　　传统的皮革业迅猛发展。据2005年统计，瑞安市共出国91000余名华侨，其中在法国、意大利、荷兰三国开设皮革工场、服装及中餐馆就达398家。传统的皮革业发展后，许多传统商业活动，如洗衣、理发等业日渐衰落，小商贩者寥寥无几。

　　高级科技人员日见增多。温州早期出国的老华侨，由于他们在各国谋生、创业都饱尝没有文化知识的痛苦，因而深感自己开创的经济事业必须要有文化知识的下一代来接班。他们利用国外科学技术先进和高等学校教育设备优越的条件，把自己的子女送到欧、美等国的高等院校培养深造；二战后有些从台湾、香港、澳门去的温州籍同胞，他们中有的直接移居欧、美等国家，从事科学、文化、教育等工作，有的加入当地国籍，成为外籍华人。因此，二战后温籍华侨、华人的文化知识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据1983年《新加坡温州会馆六十周年纪念特刊》的会员调查统计，在1000名会员中从事木器业的百分比降到40%至50%之间，而出现了不少工程师、会计师、技术顾问、医生、经理、技术员、军官、公务员等。进入90年代，这些职业呈多元化趋势更为显著。从1993年《新加坡温州会馆七十周年纪念特刊》的会员通讯录中发现，867名会员中，从事木工的会员下降到15.45%，显然，温州人在木器业独占鳌头的时代已成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