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红：民俗工艺奇葩

女红：民俗工艺奇葩

文/郑传良

　　在男耕女织的传统农业社会中，妇女们所作的纺织、刺绣、缝纫等事儿，被称作“女工”、“女功”或“女红”。“女红”一词，最早见于《汉书•景帝纪》：“雕文刻镂，伤农事者也；锦绣簒组，害女红者也。”

　　我国是最早发明织绣和印染的国家之一。早在新石器时代，我们的祖先就已经学会用麻织作平纹组合或罗纹组合的“布”。葛麻织出的织物古称“布”，丝织出的织物古称“帛”。而棉花传入中原并大面积种植是元明之后的事情了。

　　古代农耕社会，妇女的手工技艺撑起“半边天”，默默推动着华夏文明。那个时代，治丝绩麻都是女人的事宜，因此我国古代把解决穿着问题的工作（如纺织、缝纫、刺绣等）统称“女红（工）”。尽管我国的丝绸品种繁多，光彩照人，但并不是大多数劳动人民的享用品，古代“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一般民众只能穿葛、麻、粗毛、棉布做的衣服，而被称为“布衣”者。

　　不过，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劳动女性把传统的织绣、印染技术巧用于粗衣布料，同时也把她们淳朴秀美的感情融合于一针一线之中，从而使我国的古代民间织绣、印染更显得绝丽多姿。从民间刺绣传统习俗来看，刺绣工艺，主要是用于服装、鞋帽、床帐、挂包、背包、玩具和其它小件装饰等。

　　这些民间刺绣工艺品，多是生活中的实用品，在实用品上加以点缀、修饰，不仅美观大方，还能加固布料强度、耐磨度，更经穿，比使用单纯的面料更结实，并打破了面料大面积的单一色彩，加强了衣物优美的轮廓。民间刺绣大多是将实用性、装饰性同人们追求生活美满的理想、愿望结合在一起的，它在实用性的前提下，力求形式美又寓意吉祥，或借物传情、把人们真实情感以浓缩的形式表达出来。

　　民间刺绣主要有绣花、桃花、贴花等。绣花是用彩线（丝线、绒线、棉线等）按设计好的图案在织物上缀连出美丽的纹路。绣花多为妇女所作，是古代社会女性的主要职业，固而也是“女红”的一部分。

　　我国著名绣花产地有苏绣（江苏苏州）、湘绣（湖南长沙）、粤绣（广东广州）、蜀绣（四川成都）等四大民间刺绣。在浙江则有杭绣（杭州）、瓯绣（温州），宁波有金银彩绣，始于唐宋，曾与苏绣、湘绣、粤绣、蜀绣并驾齐驱，各具特色。

　　宁波市江北区千年古镇 慈城，是历史人文景观汇集丰富的地区。这里人杰地灵，慈城古城马岳彩绘台门，汇集着“母亲艺术”的展出，有陈曹倩的女红馆、粘碧华的刺绣馆，陈夏生的中国结馆、吴元新的蓝印花布馆、汉声母亲剪纸馆以及纺织馆。这里值得一谈的是陈曹倩的女红馆。

　　对于陈曹倩而言，女红是她儿时亲情的呼唤与梦想的实践。自1996年女红馆成立以来，她亲手拈针线，研习各种缝纫技法，从中国传统图案中寻找新的美术造型，制作大型拼布、被面、衣饰以及多种生活用品，兼具实用性和欣赏性。女红坊还开班培育学员，鼓励现代女性重新拿起针线，以温馨之情制作优美的布艺品。

　　追忆童年时，姊妹以及邻里村姑均是女红的爱好者。阿姐妙凤与村姑邻居常年一起做女红，绣花，探讨针线活儿。阿姐手端着绣花绷子，4根有长短的木条搭成一副“花绷”，绣品坯子用细韧的麻线绷紧，固定在花绷上。阿姐左手在下右手在上，不断仔细针缀，很快就绣成了一粒粒圆润的花苞，一枝枝蜿蜒的藤蔓，一片片绽开的花瓣，十分逼真，惟妙惟肖。

　　而有些绣品俗谓之“外国绷”（通常是指直接用在出口的白色丝绸睡衣），对刺绣的技艺要求特别高，只有阿姐这样的“老手”才能接到这种女红活儿。这些绣品先须“打底” 用白面纱线绣品出模型，然后将五彩的丝线“劈丝”（把丝线分成二分之一或者是四分之一），穿进针眼后拉紧针头和线尾，绷直，用力一拽，丝线就不在松垮，绣成花鸟虫鱼美轮美奂，色泽尤为光亮，手感也特别柔滑。

　　我的妹妹翠凤长时在旁观看，不断耳濡目染之后，竟也喜爱上女红，学刺绣学得有模有样。有时阿姐为赶工时，会用圆绷把衣袖的花样打好底子，妹妹接手相帮绣制。这样，我家的俩姊妹从小在乡村里博得了女红“巧手”的美誉。每年秋末初冬来临之际，我的母亲总是赶紧为家里人打毛衣钩裤子，有时也为村内老人编织毛衣、帽子、围巾。为了抢时间，晚上便坐在床上织，一针一线体现慈母的恩情和热情，使我们一家人不致受寒冬岁月的冻苦。

　　在母亲的熏陶下，我的姊妹很快也学会了打毛线衫，这样，她们以后出了家门也很“吃香”，因为有了一套女红过硬技艺，毋须求人花钱。

　　但随着时代的演绎，人们的生活发生变化，曾经作为我国古代民俗文化载体的女红，渐渐远离了现代女性的生活，慢慢退出了历史舞台。对现在的女性而言，女红，不过是一个暗香浮动而又恍若隔世的一件事、一个词。原来用来“乞巧”的七夕节，也淹没在爱转的光影里，而我却多想滤去尘世的浮躁，安处于宁静的桑梓三乡一隅，在低碳节能灯光下，再能见到一群女子，于手指间重新绽放出无边温柔和美丽的女红艺术之花。(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