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堂堂正正做人

爱国，堂堂正正做人

—— 一位八旬老归侨的人生感言

文/周添成

　　古往今来，不少读书人会在70岁时写篇“古稀人语”，在80岁时赋首“八十有感”，把自己的人生感悟浓缩在一篇文章或一首诗里。2014年恰是我在人世间生活的第八十个年头。我这个耄耋之人，也仿效文人的做法，写篇感言留作纪念。

　　我的80年，说来很平常，却也亲历了几种迥然不同的社会制度，遇上了许许多多难以忘怀的人与事，尝过了酸甜苦辣的人生滋味。我一直把这些经历当作一笔财富，倍加珍惜。回首80年，我无怨无悔无遗憾，因为我这80年，可以用令人艳羡的两句话、八个字来概括，即：爱国，堂堂正正做人。

　　“爱国”是贯穿这80年的主线

　　我认为，爱国是每一个人（不论种族肤色，不论贫富贵贱）做人的底线，因此，我举手投足、一言一行、为人处世，始终没有离开“爱国”二字。我这80年大体可分为侨居海外与回国定居两个时期。只要观察侨居海外遭受的经历与回国以后接受的教育，就不难找到我爱国思想形成的脉络。

　　先说侨居海外的18年吧。我出生于马来西亚，是土生土长的华裔。即使在蕉风椰雨成年累月地吹打下，也没有改变我那固有的黑头发、黄皮肤和一颗中国心。究其原因，除了华侨社会的环境影响、华侨家庭的传统继承、华侨学校的教育熏陶以外，更为重要的是受到当年东南亚华侨抗日救亡运动的影响。在以往的回忆文章里，我说过我的民族认同感得益于社会、家庭和学校。我生活的城市—— 槟城，是马来西亚华侨华人最集中的城市之一，中国人占当地人口的2/3以上，那里大多数人的语言举止、风俗习惯、节假日与国内的大同小异，简直可以把这个城市叫做“唐人城”，生活在这里的中国人不易被同化。我的家人侨居国外虽已有几代，但他们的根在中国，与家乡的亲友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无形中也培育了我的故土情怀。更有意思的是，我在接受教育上还出现一段小小的插曲：家人为了我长大以后谋生方便，把我送到当地一所教会办的英文学校—— 圣约翰学校，上了半年学以后，因为我拿不出“出生纸”（即出生证，丢了）被勒令退学，家人只好改送我上华侨创办的华文学校。在华校里，我读了苏武牧羊18年守节、屈原忧国忧民投江自尽、岳飞抗金写《满江红》、文天祥坚贞不屈写《正气歌》等动人历史故事，使我为祖国五千年的璀璨文明而骄傲，为自己是炎黄子孙而自豪。

　　上个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东南亚掀起的那一场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对广大海外侨胞而言，就是生动而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我虽然年幼，但在大人、老师的言传身教之下，在大环境的感染之中，也开始有了民族忧患意识与危机感。童年时见到的侨胞们激动人心的抗日救亡活动，如今还会像放电影一样，一幕一幕在我眼前浮现：你瞧，戴着红袖套的华侨组织的纠察队在愤怒焚烧东洋货，我们围在火堆的四周，边高举拳头边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日本鬼子滚出中国！”真是大快人心；你瞧，华校的老师领着小学生上街宣传抗日，义卖“爱国花”，我就在那小学生队伍里；还有那生活在最底层、在饥饿线上挣扎的华侨人力车夫，他们拉着客人，边跑边掏出身上仅有的几角钱（有的还只有几个铜板）投进路旁的捐款箱，捐出他们的血汗钱。这令我终身难忘，激动不已！据报载，一笔笔捐款，一批批物资（特别是药品）汇总到新加坡的“南侨总会”，然后送回祖国，支援抗战。

　　小时候我就听说，有许多华侨青年响应号召，回国参战，他们的热血就洒在祖国的大地上；有许多华侨机工，参加南侨机工队，视死如归，日夜奔驰在滇缅公路上，保证抗日运输线畅通无阻。当时我巴不得自己快快长大，也像大哥哥大姐姐一样，为祖国抗战出力。不过，当时我唯一能做的只能是每天上学前向家长多要点钱，以便班主任来募捐时多捐一点，另外在课余时多扎、扎好爱国花，上街时多卖点钱。

　　1941年底，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东南亚也不能幸免于难。日寇占领马来西亚整整三年零八个月。海外侨胞亲眼目睹了日军的狂轰滥炸、烧杀虏掠，与祖国同胞一样沦为亡国奴。在那漫长的苦难岁月里，我与许多华侨子女一样，宁可辍学在家，也绝不去上鬼子办的日语学校。面对日本侵略者，我脑海里渐渐产生了这样的概念：中国不能亡，祖国要强大，我长大了一定要为祖国出力！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海外侨胞与祖国同胞重见天日。可是，抗战的硝烟刚过，人们还沉浸在抗战胜利的喜悦之中时，在国内，国民党反动派又发动全面内战，人民重新陷入水深火热之中；在国外，二战一结束，英帝国主义重返马来西亚，对殖民地的统治变本加厉，公布紧急法令，实行白色恐怖，当地人民和广大侨胞在英殖民统治者铁蹄蹂躏中呻吟。新中国成立之后，英帝国主义追随美帝国主义，对中国大陆实行全面封锁。我和一些海外进步青年为了了解刚诞生的共和国的真实情况，经常冒着被捕坐牢的危险，偷听“敌台”（殖民当局指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为敌台，严禁收听），偷看禁书（进步书刊被列入黑名单，禁止出售、阅读，违者要受牢狱之灾）。在诸多进步书刊当中，邹韬奋的著作对我影响最大，特别是他在抗日战争时期所写的时事评论，无情地揭露了国民政府的腐败无作为，深刻地批判了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错误言行，对我最终决定回到祖国的怀抱，起了非常积极的推动作用。

　　1952年10月，我放弃了财产的继承权，背着我的监护人，初中没有念完，就毅然决然地踏上回国的征途。

　　回国时，出于对陈嘉庚先生的崇敬，在北京、广州和厦门三地的侨校中，我选择他老人家倾资创办的集美学校。陈嘉庚先生是伟大的爱国者、著名的侨领，被毛主席赞誉为“华侨旗帜，民族光辉”。东南亚的抗日救亡运动正是在以陈嘉庚先生为首的“南侨总会”领导下开展起来的。他那部著名的回忆录《南侨回忆录》就是一部具体生动的爱国主义教材，影响了无数华侨青年，积极投身革命，走上保家卫国之路。上世纪50年代初，陈嘉庚先生回国定居，我在集美的三年里，有幸经常目睹他的风采，聆听他的教导。他要求学生做到“爱国，诚毅做人”，让我又一次受到爱国主义教育。此后我考进厦门大学。厦门大学也是他老人家捐资创办的私立大学，后来改为国立大学，但仍保存着陈嘉庚先生的爱国传统，我再次受到爱国主义的熏陶。

　　大学毕业后走上工作岗位，我没有做过什么轰轰烈烈的大事，但是，事事处处，时时刻刻，我都把祖国放在心中，并为她尽心尽力地工作着。

　　“堂堂正正做人”是这80年坚持的原则

　　我一向认为我们绝大多数人的“人”字不会是大写的，但我们可以写成正楷的“人”字。换言之，我们虽然不可能都成为伟人或名人，但我们可以堂堂正正地做人。

　　80年，在历史长河中，只是沧海一粟，但在人生旅途上，却是漫漫修远。在人的一生中，不可能一帆风顺，有顺境也有逆境，而且，不如意的事十有八九，如果世事都春风得意，那必然不是生活。面对变化多端的社会现象与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要求我们能正确对待与妥善处理。堂堂正正做人就是我们一辈子必须坚持的原则。

　　如今，我已是高龄的老人，虽然我在去年写的那篇题为《致二十年后的自己》的文章里，开心地设想自己活过一百岁，与国人分享改革开放的红利，幸福地过上小康的生活。但是自然规律谁也违抗不了，什么时候上帝想到我，就会叫我去报到（但愿能如108岁的周有光先生所说那样：上帝忘了我）。不过，我不管什么时候走，都没有留下遗憾，因为我这一辈子堂堂正正做人。

　　回忆自己的80年，确实可以无愧地说：我这一辈子堂堂正正做人，老老实实做事。仅举数例，就可以说明。我曾经历两场较大的政治运动，都没有投机取巧，充当“积极分子”。比如在反右派斗争中，我平时比较接近、谈得来的好朋友都被错误地打成“右派”，我没有乘机“落井下石”，结果自己也被划为“中右”（“右派”边缘，控制使用）。运动过后，他们都称赞我说“老周，够朋友”；在那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我没有跟“造反派”搞打砸抢，乱批乱斗，被打成“保皇派”，而且，因为顽固（其实是坚持真理）不断升级，由“老保”到“铁杆老保”到“钢杆老保”，挨批斗，受折磨，甚至被“造反派”用大板凳砸倒在地，还被狠狠踩上一脚，我都没有违背自己的良心乱说。三年困难时期，我与国人同甘共苦，没有向国外求援。事后我槟城的一位老校友对我说：“你那时候为什么不来封信，我们会给你寄上大米、白糖和奶粉的。”我当时考虑那样做有失国家的脸面，为了祖国的尊严，我坚持自己克服过去。从事教育工作时，我处处以身作则，为人师表，言传身教，真正做到与学生打成一片，同一个食堂吃饭，同一个宿舍睡觉，一同下地劳动，曾多次被评为先进教育工作者；从政时，我为官清廉，公私分明，除公务活动外，有来访的亲朋好友都是自费招待；收到礼品如数上交，不占为己有；不奉承拍马，跑官要官；不亲一派疏一派，搞小帮派；天天勤奋工作，全心全意为侨服务。因为我堂堂正正做人，所以我活得很有尊严。

　　我除了热爱祖国，堂堂正正做人，还懂得感恩。因为当年我回国是“匆忙出逃”，到了深圳口岸时身上仅有叻币3.3元（叻币是马来亚的货币，相当于今天1.5元人民币），已是一贫如洗。从高中到大学毕业的7年，生活与学习全靠人民助学金。大学毕业后分配，我当上人民教师，1984年又把我提拔到省侨办的领导岗位，如今退休在家，过上幸福的晚年。有共产党才有我的今天，我从内心感激共产党，感谢伟大的祖国。

　　不过，我在这80年里也有两件至今仍深感内疚的事，一是对不起我的姨婆，我寄养在她家里，虽然不是太温暖，但她是我的监护人，抚养了我13年，那一年我出走是不辞而别，深感不应该。1991年我返马探亲时，本该负荆请罪，可惜她已驾鹤仙去；二是对不起我的老伴，家庭生活重担全靠她一人挑起，我没有尽到做丈夫与做父亲的责任。

　　常言道，看清楚自己比看清楚别人难。以上这些体会正确与否，还是让熟悉我的人去评判吧。

　　注：书法作品由浙江经济生活报原总编吕韶羽赠送（作者系浙江省华侨华人研究会顾问、马来西亚归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