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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籍民国名士朱镜宙--“我尽了最大努力报答国家”

2015-09-02 15:48:16

朱有发

  “结果,由数字证明在我任期内所征收的(税收),比前任超过一倍。而支出却比前任每月节省五千余元。”“在国难如此严重的今日,我总算尽了最大的努力,报答国家了!”……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重读朱镜宙回忆录《梦痕记》,透过一句句肺腑之言,时光仿佛又回到了70年前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

  《梦痕记》中,朱镜宙用了八个章节大量篇幅,详尽记述了其当年在四川征税筹资保障抗战的点点滴滴,令人十分感动,应该说,这些文字不仅记录了一位中国人的心底伤痛,诉说着中华民族的正义力量,而且更是寄语后人:千万不可忘记70年前日本侵华的那段耻辱!

  1.前任税务局长贪污被处死,朱镜宙临危受命为抗战筹资

  1937年11月中旬,当上海淞沪抗战失败已成定局,国民政府首都南京遭受巨大威胁情势下,国民政府为坚持长期抗战,遂决定依照既定方针,作出了迁政府于重庆办公的重大决策,四川成为中国抗战新的大后方。

  当时,章太炎的女婿、温籍名士朱镜宙刚从甘肃陕西财政厅长岗位上卸任不久,身居上海养病。民国政府考虑其在北伐战争中掌管过军需后勤,表现出色,遂任命他赴四川、西康征税,为抗战筹资。据记载(《四川经济月刊》1938年第9卷),朱镜宙于1937年12月10日在四川接任川康区税务局长。

  “那是一个初冬的早晨,忽接财政部秘书谭仲辉来电,要我去南京。下午,又接一电,言已任命我为川康区税务局长。”朱镜宙在“监榷川康”这个章节里回忆:考虑此行身后事难料,到达温州后,乘便匆匆回了趟老家乐清瑶岙,特意去父母墓地谒拜告别。“盖恐此行,不知何时得归故乡也。”

  当乘坐的车辆抵达九江,果不出朱镜宙所料,孔祥熙已经事先去了汉口。于是他随即转乘江轮继续西上,并在汉口中央银行谒见了孔祥熙。然而,这次受命,孔的态度让朱镜宙一辈子都忘却不了,“孔部长以十分严肃的态度对我说:‘你去,要好好地干!’

  川康历来就是军阀争夺霸权之地,据记载,在辛亥革命后的20多年时间里,发生了大大小小军阀之争达数百次,长期军阀混乱割据局面,不仅恶化了当地社会环境,而且滋生官员腐败。据朱镜宙回忆,“自接事的次日,始知前任局长汪某因贪污被税务署督察,向重庆委员长行营告了一状,讯审属实,判处死刑。据说,这位局长还是孔部长的学生。始恍然部长在汉口时的态度,是有激使然的。”“接事后,我即往访行营主任贺国光(元靖),他是一位谦谦君子,与我谈及前任时,说:‘由中央直接来川的官吏,该以身作则才对。’”可见,当时的川康税局环境,可想而知。“我也认为国难如此严重,还要贪污,实在有些说不过去!”

  那时,日军对中国的侵略已经肆无忌惮。据朱镜宙回忆,当他乘英轮从上海至温州沿途中,就多次遭遇日本巡洋舰用旗语往返询问,始得放行;当乘江轮从九江西上汉口时,沿途也时有敌机盘桓“护送”。

温籍民国名士朱镜宙--“我尽了最大努力报答国家”

  2.从整顿会计制度入手,推行系列措施规范税收

  “经过一个多月以后,知道每月税收约在二十余万至三十万元之间。”朱镜宙在“整理税收”这一章中这样描述着接管时的税收情形。

  在抗战这个特殊时期,朱镜宙十分清楚自己的使命:川康区税收的多或少,不但关系国民政府的日常运行,而且直接影响着抗战经费的保障力度。“当时……各分局怕出乱子,所有税款均随征随解。”他写道,税局收到税款时,仅有一整笔数字,直待分局公文寄到,始知其中印花税若干、烟酒税若干、火柴税若干等等,方能正式入账,而税款与公文时间上的距离平均约十余日。历任(税务局长)即乘此空间将税款私放(贷款),利息是相当可观的,如果心狠一点,还可将各局来文压它半个月或一个月,那利息数字就更庞大了!这笔钱,您说他舞弊吧,他尽可能推说公文未到无法入账,您说他不舞弊吧?每月确实是一笔数万元可观的巨额利息,已落入局长私人腰包里去了。

  凭其多年从事金融财政工作经验,朱镜宙认为要增加税收,必须要整理税收;要整理税收,首先要健全制度管理。据文字记载,突出的做法有二:一,在专管会计的税务局第四科立了本“临时账本”。从解决税款记账办法入手,将各局解款一律先入临时账内,等到公文到达,再从临时账上转出,依科目划入正式账,从而将税务局会计工作推上规范轨道。二,在重庆中央银行设立了税务局专户。朱镜宙在回忆录里介绍,到税务局工作后,对于汇票收兑问题始终让他放心不下,于是经重庆中央银行潘益民经理同意,在银行设立了“税务局”专户,凡所属各局解款,皆由中央银行代收入账。同时发文通令各局,自制“此票凭重庆中央银行领取,他人舍得,概作无效”木戳一枚;嗣后解款,即于汇票背面先盖此戳然后付邮,否则,如有遗失或被人冒领之事税务局概不负责。

  “这样一来,税务局从此弊绝风清,确实够得上称为模范税局。”事后,朱镜宙的回忆字眼中流露出不少喜悦:“我本来不学会计的,但自从政以来,若甘肃财政厅,若川康区税务局,能从乱丝中整理出一些头绪来,却得力于会计。这是六年来从事银行业所得的一点经验,使我有个下手处,如税务局之立临时账,即其一例。”“由于从政的经验,觉得中国各机关,在在处处,有待整顿。这必须从整个会计制度入手。”

  在税务局任内,朱镜宙还推行了系列措施配合税收整理,较突出的有:限时办事制,凡遇向税务局申请创办工厂立案(注册)这种公事,必亲批“此件限一星期内发出”;发税单填写改用“复写法”,上面一张填给商人,复写的一张留作存根,杜绝涂改防弊;厘正局名,改税务分局名称由原先集所辖县名首字多至三十余字的做法,精减为以驻在地为名,如:专辖成都附近各县税局的,即名为成都分局;要求各县征榷员的办公场所对外公开挂牌,以便利纳税人;豁免土烟丝税,减轻农民负担。

温籍民国名士朱镜宙--“我尽了最大努力报答国家”

  3.顶住人情压力,深挖税源一线

  “这次来川监榷,也可说是受命危难之际。国家到了这步田地,如能多征一分税收,即可对抗战多增一分力量。”朱镜宙在“巡视榷务”一章中这样表达着内心的愿景。

  然而,就现实问题来说,四川和当时的西康两省,地处我国西南边陲,交通不便,受地理条件影响,抗战前仍处于一种封闭的自然经济结构,除了以酒业为初步的工商企业外,基本上没有近代工业,其经济明显落后于国内其他地方。因此,一向以实干出名的朱镜宙在接事不久,就决定亲自到各地查税,深挖税源一线。

  据史料记载,在三年任期内,朱镜宙两次深入川康腹地。这在当年交通路网差的条件下,是何等的不容易!据他个人回忆,初次视察的足迹就遍及了川南的江津、宜宾、犍为、眉山、乐山、峨眉、青神以及内江等地,同随人员有局视察员杨希春及工役共三人。朱镜宙感慨说,“这份差使,确实令人够苦!那时候的四川在军阀频年剥削之下,弱者转于沟壑,强者散之四方,以言秩序,全省几无一片干净土。”

  关于查税视察,在其《梦痕记》中有多处细述。如:“眉山是这回视察途中最关心的地点。因自接事以来,对于眉山的税收,发现许多可疑之点,经三令五申的查询,都以相应不理处之。所以一入眉山辖境,即先查察几处酒厂,简直糟到无法形容。旋至稽征所,始知所长卧病经年。”

  “当我们由眉山抵乐山时,乐山分局已于事前接到报告,自然一切如法。”

  “从峨眉到青神,四处访问税务局,连当地警察都答不知。最后有人反问:‘你说的是不是印花税局?如果是的话,就在前面第几家。’后来我问局员:‘为什么不挂一块牌子,便利纳税人?’他们的答复:‘章程规定,不许挂牌。’”至于查税中遇到的困难问题,如:饿肚子、恶犬相对、故意推说以及拒绝纳税等等,“却比过五关还要难上几倍”,就此,《梦痕记》中专门用“事非经过不知难”一个章节来表述。

  此外,朱镜宙还讲到了人情难关。“我们在眉山时,那家漏税最多的酒厂,更挽出眉山总商会长来旅馆拜访,请吃饭,逛风景区,最后归到本题上去──吃面子。”“在视察最后一站内江时,当地陈局长陪他们上酒馆,我仍嘱视察员杨希春去回钞,陈颇局促不安。我慰之曰:‘这次出巡目的,是希望各位能多多努力。如因此而使税收格外有起色,那我的目的算已达到了!至于每日食住,自有旅费可以报销,用不着我自己掏腰包,所以一路皆不受招待。望勿以此介意。’”“如果操守稍或松懈一下,你就会上他们的当。在这种环境下,想做个尽职尽忠、清廉自守的税务官,确实不是一件容易事!”

  经过这么多努力,朱镜宙在任期内为抗战筹资征税情形最终如何?

  据朱镜宙自述,他在川康区任职三年结束之时,统计了前任税务局长任职三年间的税收和支出数字,并与自己任内的税收和支出作了一个比较表。“结果,由数字证明在我任期内所征收的,比前任超过一倍。而支出却比前任每月节省五千余元。”“阅表之后,深引为慰!在国难如此严重的今日,我总算尽了最大的努力,报答国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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