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后再相会

五十年后再相会

泰国归侨 丘永宁

　　上了年纪的人，大概都是喜欢缅怀往事的。

　　一日，在清理尘封已久的老照片时，发现一张五十年前浙江省高校归侨学生夏令营的老照片，我如获至宝地仔细端祥照片中的每一位“年青人”，一股怀旧之情涌上心头，把我带回那激情燃烧的遥远年代。这是一张120相机拍的照片，在当时已是最大的了，但如果让我们这些爷爷奶奶级的老归侨来辨认，实在太小了。于是，我用当下流行的数码相机翻拍放大，分发给相片中生活在杭州的朋友们。

陈春来（前左二）、王灿荣（前左四）、陈学勤（前左五）、丘永宁（前左六）、吴天赐（后左三）、关光秀（后左五）、姚天贵（后左八）　　　　　　　　　　　　　　　　　　　　　　　　　　——1959年暑期，摄于杭州灵隐寺。

　　五十年来的流光岁月，已在我们的脸庞上刻下了年轮印记。当他（她）们看到自己曾经年轻的面孔时，个个惊喜异常，如重获家珍，感慨万千。纷纷表示一定要选个好日子，到西湖周边的茶室，大家畅快地叙谈一番，回眸自己怎样从豆蔻年华走到古稀老人的心路历程。

　　老照片的十六人中的姚天贵、陈春来、王灿荣（女）、陈学勤、吴天赐、关光秀和我七人，大学毕业后，一直工作和生活在杭州，我们早已把他乡杭州当作自己的故乡了。其余九人先后移居香港、意大利等地，有的至今不知去向。

　　看着老照片，我们梦回到一九五九年暑期。那时，浙江省人民政府侨务部门，组织了全省高等学校归侨学生夏令营。营地设在杭州老和山下的浙江大学（玉泉校区），为期一周。夏令营的前半段是学习“反右”斗争及大跃进以来的“大好形势”报告，同时，配合形势教育参观了梅家坞茶园和农家，参观了都锦生丝织厂，浏览了西湖名胜，这张照片便是游览灵隐寺时拍下的。夏令营的后半段是到我国当时大型重点工程——新安江水电站参观学习。当我们站在百米高的水电站大坝顶部，环视广袤浩渺的千岛湖湖光山色时，当我们看到敬爱的周总理“为我国第一座自己设计建造的水电站而欢呼”题词的巨型标语牌时，豪情满怀，为新中国有这样伟大工程而感到非常骄傲。这个时期，崇拜为新中国的建立和建设的英模的意识，成了那个时代的主旋律，从而也奠定了我们人生价值观取向的基础。

　　我们终于在2009年初夏的一个晴日，来到玉皇山下湿地生态公园畔一间农家茶室。老友重逢，嘘寒问暖，相互端详，满面春风。有说不完的话，道不尽的情。品着龙井新茶的袅袅清香，伴着小溪叮叮咚咚低吟，议论着五十年来悠远的往事，情辞恳挚，好不惬意。

　　我们上大学的四年中，有三年是在“天灾人祸”的困难时期（1959年底到1962年底）度过的。百年不遇的“天灾”，田地里颗粒无收，出现了连包心菜也不包裹成型变成叶片张扬的“飞机菜”的怪象；大跃进中的共产风瞎指挥的“人祸”，造成了丰产不丰收的局面。人民终于陷入物资极度短缺的困境，一切生活必须品都实行凭票凭证供应。政府千方百计地采取一切措施，带领人民能安度难关，这时侨生们也会不时分到一些海外华侨华人捐赠的赈灾食品，受到党和人民更多的关爱和呵护。寒暑假期间，学校为侨生们组织了一些有益于身心健康的活动，春节时为我们准备了丰盛的年夜饭聚餐，让我们倍感祖国大家庭的温暖。我们坚信匮乏的物质生活的困难是暂时的，前途是光明的。“吾爱吾国”的情愫从来没有动摇过，觉得它是做人的基础。就在这个“困难时期”，我们先后走上工作岗位上的，有了安身立命的依托。这一切，涵育了我们今生今世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从不懈怠”的思想渊源。

　　一九六二年我被分配我浙江省重点中学杭二中任教，从此开始了漫漫四十年的教学生涯。站在三尺讲台上，面对一双双渴求知识的眼睛，这是我一天中最投入忘情的快乐时刻。教研室、课堂、宿舍三点一线，每天泡在学生当中，工作充满了激情。三年后的一九六五年，当我看到第一届的学生们欢天喜地地走出校门时，心中涌动着一股庆丰收的喜悦，这是我在桃李园地里耕耘的第一茬收成。

　　一九六六年开春后不久，由姚文元《评“三家村”》文章为发端的大批判运动，波及全国，校园内的空气骤然紧张起来。以后发展成全国范围内的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这是一场令海内外华夏儿女痛心疾首的“全民大浩劫”，我们都在这场运动中经受了考验和洗炼。

　　“海外关系”是归侨的一条生命基因，我们曾因孙中山的《华侨为革命之母》的题辞，而沾了一点光。曾几何时，在“文革”中“海外关系”成了归侨的精神羁绊，成了挥之不去的思想阴影。一九五三年，陈学勤背着父母和兄弟姐妹们，冒着被某国政府抓捕坐牢的危险，偷渡回到祖国。在温暖的祖国大家庭里，怀着满腔的爱国热情，专心致志读书，敬业尽责地教学。不料，“文革”中的一夜间，“美蒋潜伏特务嫌疑犯”的大字报，铺天盖地地贴满了校园。内容皆是胡编乱造无中生有的无稽之谈。这突如其来的冲击，使他怂然一惊，不知所措，跌入了惶惶不可终日的深渊。在那人妖颠倒黑白混淆不可理喻的日子里，哪有他说话申诉的地方？值得庆幸的是厚道的陈学勤得到几位好心人的救扶。一位好心人劝他远走福建，暂避群众运动的风头；另一位在公安系统工作的好心家长干脆把他接到自己的家中，隐居起来。使他免除了被不明真相群众的进一步纠缠的厄运。这位好心家长成了陈学勤终生的挚友。

　　印尼回来的关光秀，“文革”中举家被下放到浙南山区丽水县，教书、劳动、下工地、筑水库。艰苦劳动不足惧，人格遭损实难当。背着“臭老九”的鄙称和说不清的“海外关系”，教师早已斯文扫地。“上纲上线”，“无限上纲”成了那个年月的时代特征。一个国家的整个社会陷于煮豆燃豆萁式的内斗中，这背后的不少事例和过程都是令人感到后怕的。我们其他几位归侨，在“文革”中虽然没有受到正面的冲击，但也不时被“海外关系”所困顿。当生活凝结成理性认知时，我们深知，困境不单是归侨所独有的，全国人民当时都在遭受苦难。

　　在文革初期的“停课闹革命”期间，我们当教师感到最难耐的是无课可上。后来，上面提出“复课闹革命”后，我们终于有课可上了。学物理的王灿荣、陈春来和我上《工业基础课》，因为《物理》课已被取消；学中文的陈学勤上《毛泽东思想课》，因为《语文》《历史》和《政治》也被取消了；而《化学》、《生物》则被《农业基础课》替代了。我和陈春来还参与了校办工厂的创办和技术管理工作，因为工厂在学校寒暑假期间不能停工，我们当教师几个人也放弃了休假。在忙忙碌碌中把日子填得满满的，心中倒反而感到充实些。

　　莫悲往事愤钩沉，但看祖国换新颜。俱往矣！一九七六年粉粹了“四人帮”，“文革”十年动乱终结，举国上下一遍欢腾。一九七八年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祖国迎来了“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时代，祖国社会重新走向现代文明的新时代。党的侨务政策回到了正确的路线上，尤其是邓小平说“海外关系”“这是个好东西”后，广大归侨为这欢欣鼓舞，精神大为振奋。个个摩拳擦掌，决心在自己的岗位上大干一番，把失去的时间夺回来。

　　在我们的职场上的最后二十几年里，大家都努力工作。在浙大工作的姚天贵教授，硕果累累。荣获全国技术发明三等奖，成为金属热处理领域中的知名专家之一。曾被评为浙江大学先进党员、全国侨联先进个人等荣誉称号。

　　关光秀则在浙江省高等学校招生办公室的岗位上，勤奋负责，清正廉洁，被评为全国高等学校招生系统先进个人，全国侨联先进个人。

　　我们在杭州市中学界工作的几位归侨，从事着平凡的基础教育工作，为祖国的现代化培养下一代以及在“大团结大联合”的社会生活中，出了一点绵薄之力。王灿荣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校先进系统先进工作者称号也不时会光顾我们。陈学勤被选为省青联委员；陈春来被选为杭州市人大代表、市民盟常委；我也在不经意间被选为浙江省政协委员、杭州市政协常委、市侨联副主席，市致公党副主委等职，两度被市政协评为“双好委员”（本职工作好、委员工作好）。

　　岁月如歌，流淌欣慰。我们庆幸改革开放以来的三十年里，赶上了祖国改革开放的好时光，物质生活日益殷实，政治生活开明和谐，祖国三十年来取得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作为一个中国人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扬眉吐气，充满了民族的自豪感。当我们到海外访亲问友时，他们反而羡慕我们这些古稀归侨老人的晚年生活：享受着公费医疗、有一套自己的住房、有一份衣食无忧的退休金。共享改革开放的成果，平平安安地享受品质生活。

　　回眸漫长的五十年春秋，望向历史深处，恍然若梦。一路走来，兜兜转转，有憧憬、有砥砺；有求索，有徬徨；有挫折，有顺意；有妥协，有坚守；有折腾，有欢乐。有时很多苦涩，却会酿出一坛好酒。我们感到怀旧经常是一种老年美好生活的选项，人生经过时间的打磨，岁月河流的冲洗，往事反而会闪现出新的光彩。我们出生于二战烽火忧患乱世的南洋诸国，成长和求索于新中国成立后有起有落的治世，老于中华走向伟大复兴的盛世。一条从乱世到治世走向盛世的人生轨迹贯穿我们的一生，是与祖国同衰荣共命运的一生，也是回味无穷的多姿多彩的人生。这一生有太多的特殊时刻，化成永久的定格。今天，古稀的我们的心依然年青：激情、好奇、进取，与时代脉博一起跳动。关爱社会，关心国家大事，以欣然之心，做喜爱之事，让晚年的生活更充实。我们感到自己都是祖国大家庭中芸芸众生中平凡普通的一员，平生并没有出众的成就，只是发出荧荧闪光隐含崇上之意而已。及至暮年，扪心自问，只有融入骨髓的“华夏情结”和“从不懈怠”聊以自慰了。

　　去年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伟大成就，余兴尚未消退。今年，我们又在迎接共和国成立六十周年大庆前夕，举行了老归侨五十年后再相会的活动，分外有意义。

　　望着葱笼叠翠的苍山美岭，饱赏山岚之气，傍着茵茵芳草的生态湿地公园，泽利生聚人居，一派祥和安逸的太平盛世景象，这不就是天堂里神仙般的生活吗？

　　热心肠的姚天贵教授，为我们这批古稀侨人在花树丛中再拍下一张集体照。我们相约明年再相聚会。

右起：姚天贵、王灿荣、陈春来、关光秀、丘永宁、陈学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