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的感谢

永远的感谢

周添成

　　我这一辈子，经历过许多事，有一些是别人给我帮助与支持，让我刻骨铭心，忘却不了；有一些是我向他人伸出援手，虽然微不足道，但出于真诚，也使人难以忘怀，我把这一些归纳起来，统称之为“永远的感谢”。

　　上个世纪50年代初，我作出“回国”的决定，今天仔细检讨，是犯了“左倾盲动主义”的错误。先不说回国后的生活问题，单说购买船票的票子，在我临走之前几天还不知在哪里。因为我是瞒着家人出逃的，经济无来源。幸好几位同窗好友得知，发动全班资助，将初中毕业星马旅游学习所剩的加币80多元捐给了我。这一笔款子，我用来购买一张统舱船票，还余几元钱。回国后我遇上经济困难时，他们又给我寄来一笔钱救急。这让我对当年中华中学的同窗好友的感激是永远的。我1952年回国，在马来西亚华侨学生当中算是比较早的一批，当时许多家长不赞同子女回国升学，我对家人只好秘而不宣，但我即将北归的消息，在我就读的中华中学不胫而走，我的班主任、国文老师李书城在上课时出了一道作文题《送周君添成北归序》让同学们写作，以此来表示对我的欢送。数学老师陈端琼女士，叫我到办公室，询问我回国的原因，表示如果经济有困难，他愿意帮助我读完中学。得知我回国之意已定，即挥泪与我告别，送我一个红包，祝我一帆风顺。陈老师临别对我的一席谈，我永生不忘。1991年底我第一次返马探亲时，登门拜访陈端琼老师，可惜我来得太晚了，她患上了痴呆症，不认识我是谁了。我流着眼泪写了一篇题为《蕉风椰渝访恩师》的文章，分别刊登在马来西亚华文报《光华日报》和《浙江日报》上，表达了我对陈老师永远的感谢。

　　我在侨务战线工作了十余年，最深刻的一点体会是：侨务工作是做人的工作，我们对海外华侨华人，国内归侨侨眷，要以诚相待，想他们所想，急他们所急，帮助他们解决实际问题。上个世纪90年代初，浙江省举办第一届海外乡贤联谊聚会，邀请祖籍奉化的泰国侨领陆先生参加。到杭第二天，他肚痛难熬，我们当即把他送往浙江医院治疗。他住院期间，我去看望，送上鲜花，请医生精心治疗，护士特别护理，他很快治愈出院。这是我的责任所在，分内事，应该做好的，而陆先生却铭记在心。翌年，我参加省中旅社首批“港泰游”进行旅游考察，在泰国受到陆先生的热情款待。我们一行到泰国当天，他知道我出生于马来西亚，喜欢吃热带水果，泰国盛产榴莲，当即驱车陪我们到曼谷的水果一条街去品尝泰国的特产——“枕头”榴莲，我们那一天大饱了口福。以后几天，他一直陪着我们，让我们到他任会长的苏浙泰国同乡会及他妹妹创办的学院作客，参观他经营的钢铁厂与他收藏的钢琴。以后他每次回国都带上榴莲糕，送我品尝。我退休以后，他遇上熟人还问起我，常对别人说起，对我在他住院期间的关心照顾，感激不尽。成为他对我的永远的感谢。改革开放初期，杭州是国内著名旅游城市之一，每逢节假日，宾馆与机票非常紧张，大有“一票难求”之势。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宁波籍的新加坡侨商朱先生到家乡探亲，他的妻子和女儿有事要先回新加坡，但无法买到机票，他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不知怎么办。她们途径杭州的住宿与从上海飞往新加坡的机票，这两件事，今天看来是举手之劳，但在当时却是棘手的问题，浙江省侨办都帮他解决了。他的太太和女儿到杭时，我到火车站去迎接并设宴招待她们，她们当时就不知说了多少遍的“谢谢”。1988年我偕夫人到新加坡会亲人时，，顺访了三江会馆与宁波会馆，朱先生听说我来了，全家人出动，特别热情地招待我们，以后朱先生回宁波途径杭州时，都要给我打电话，相约见面，成了莫逆之交。

　　面对侨胞的理解与厚爱，让我倍感人与人之间的真诚友谊是多么重要，哪怕你或者别人为你所付出的只是一点点，只要是对方所需要的，都将会得到“永远的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