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脏外科领域的一颗巨星

心脏外科领域的一颗巨星

——记德国心脏中心（柏林）副院长翁渝国大夫

刘祺宝

　　2002年4月9日，在德国首都柏林市中心的总统府美景宫内，觥筹交错，喜气洋洋。这是德国国家元首欢迎中国国家元首的国宴。德国心脏中心(柏林)副院长、洪堡大学医学教授翁渝国大夫和夫人陈家一应邀出席了这一隆重热烈的宴会。此时此刻，他们比平时更强烈地意识到了作为当代中国人应有的民族自豪感和历史责任感。

　　翁大夫个子不高，眼睛炯炯有神，说话铿锵有力。这是一位“世界顶级心脏专家”。他曾为多个国家元首诊治过心脏疾病，从死神手中夺回了许多人的生命，在胸心外科领域创造了多项世界记录。他质朴无华，平易近人，他上善若水，厚德载物……他为海内外中华儿女争了光!

攀登高峰 孜孜以求

　　翁大夫在心脏外科领域登上世界高峰，绝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长途跋涉，孜孜以求，不断攀登的结果。

　　翁大夫1946年9月出生于山城重庆，但他家祖籍浙江宁波，父辈是抗战爆发后逃难来到四川的。父亲是一个普通劳动者，心灵手巧，靠一手好技术养家糊口。

　　解放后，他随父母到了上海。1964年他在上海虹口中学读完高中，考上了中国医科院校的最高学府——北京中国医科大学(今北京协和医学院)医疗系。

　　1970年大学毕业后，他被分配到古都西安的陕西省医院，先在普通外科作了 6年住院医生，又当了3年的心胸血管外科主治医生。

　　1979年，他考上了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阜外医院研究生，于1981年毕业，获得了硕士学位。

　　七、八十年代之交是中国历史发生重大转折、开始改革开放的重要年代。在这个年代，翁大夫的妻子陈家一首先去德国深造，后来，翁大夫也于1981年得到去德国心脏中心(慕尼黑)工作和进修的机会。他在那里大开眼界，如鱼得水，充分显露了自己的聪明才智，并于1984年出色地做了新生儿大动脉转位的根治手术。1985年他完成博士论文写作，获得了慕尼黑大学授予的医学博士学位。

　　接着，他应聘到奥古斯堡市心脏外科医院工作，于1986年在那里成功地实现了同种主动脉移植物的临床使用。

　　翁大夫的才智受到了他的同行——正在柏林筹建一个心外科医院的罗兰特·赫茨医生——的青睐，两人一拍即合。于是翁大夫于1987年来到了挂牌不久的德国心脏中心(柏林)，成了赫茨院长的副手。翁大夫作为医院的首席主治医师，被誉为医院的“第一把刀”。

　　赫茨大夫和翁大夫精诚合作，很快就使这个心脏中心成了世界一流的心脏外科医院。这里集中了来自欧洲各国以及美国、澳大利亚等世界其他地方的各种复杂、疑难和危急的心外科病人。每年完成心血管手术5000余例。多年来，数以千计的病人在这里进行了心脏移植。

为心脏外科的进步作出贡献

　　生命诚可贵，而心脏对生命则至关重要。

　　翁大夫解读心脏时说：一个人如果活到70岁，其心脏总共跳动79．4亿多次，普通人的心脏每分钟泵出的血液是5公升，每小时为300公升，70年泵到全身的血液相当于一个约40万人口的现代城市一天的生活用水心脏的工作量是何等惊人!如果说血液是生命之流，那么心脏就是生命之源，生命的象征。随着人均期待寿命的延长，心脏疾病日益成为“人类健康的第一杀手”。它犹如一颗随时可以起爆的炸弹，时刻威胁着人的生命。

　　1968年世界上首例心脏移植获得成功以及后来出现的心脏辅助装置(亦称人工心脏)，使心脏外科上了崭新的台阶。然而，对病人作心脏移植手术，对心脏供体捐赠者的身高、体重和血型等有相应的严格要求，加之现今人死后捐赠器官尚未成为社会风气，所以病人得到合适的心脏供体并不容易。许多病人往往未等到合适的供体就已死亡。迄今为止，人工心脏尚不能长期和完全替代心脏的功能，只能暂时和部分地完成心脏的功能，因此它只能被利用作为争取等待心脏移植供体的缓兵之计，或被利用为害病的心脏创造休养生息、争取康复的机会。最近30多年来，心胸外科医学，特别在心脏移植和改进人工心脏方面，又有了新的巨大进步。矢志不移地献身于这一事业的翁大夫，也为此作出了自己的独特贡献。

　　他是1987年开始作心脏移植手术，作为心血管外科专科医生，他的手术范围从各种繁杂的先天性心脏病到大血管、心脏瓣漠、冠心病、到心脏、肺及心肺联合移植以及心脏辅助装置(人工心脏)。他在胸部和心血管外科方面作为主刀每年作手术500-600例。迄今已作了万余例心内直视手术，他是心血管手术的“全能手”。

　　他主刀的心、肺及心肺联合移植高达700余例。他是目前世界上作人工心脏手术最多的外科医生。迄今为止他为来自各国的400多个心脏衰竭而临终的病人安装了不同类型的人工心脏，成功率在80％以上。在安装人工心脏后病人存活时间的世界纪录不断被刷新的过程中，翁大夫曾刷新过世界纪录。目前他的最长携带人工心脏的病人至今已存活4年以上，这也是极为罕见的。

　　他对新生儿繁杂性畸形有独到的手术经验，如为体重仅1600克的早产儿作了完全的肺静脉畸形引流(心下型)根治手术，左心发育不全的分期手术方法等。

　　他一直参加各种国际性心血管外科最先进研究课题。1994年他第一次在世界上采用人工心脏减低左心负荷治疗终末期扩张性心肌病获得成功。他在心外科手术中及时采用了激光、机器人等先进技术。他治学严谨，不论是对他自己用德文或英文发表的30多篇文章，还是为国际学术刊物审阅他人的文稿，他都是一丝不苟，精益求精。

　　翁大夫全身心地投入事业，他的工作量之大，担子之重，时间之宝贵，是常人难以想象的，但他总是情绪饱满、镇定自若地去应对挑战。

　　在这里，还必须说一下翁大夫的妻子陈家一。她是—位优秀的妇产科医生，在德国也获得了医学博士学位。她为了全力支持并协助翁大夫，放弃了自己的妇产科专业工作，她的这种自我牺牲精神也是难能可贵的。

令人惊叹的真实故事

　　翁大夫在攀登世界胸心外科医学高峰，创造辉煌业绩的过程中，和他的同事一起演绎了许多被传为美谈佳话的真实故事。有的故事扣人心弦，简直令人叹服!我们撷取数例，以飨读者。

　　为出生12天的女婴施行6个半小时的心脏手术

　　约亨·霍斯特和阿诺希卡·伦齐是德国著名的演员伉俪。1998年3月3日，他们喜得干金。女婴比预产期提前两周剖腹出世，身高48厘米，体重3010克，刚出生时未发现异常情况。她给早已步入而立之年的演员家庭带来了更多的欢乐和幸福。

　　女婴特别安静，从不哭闹。她一直在睡觉，只有在饥饿后才会苏醒，喂完奶后又睡过去了。母亲对此有些疑虑不安，护士们安慰了一番。在母女准备出院前，对女婴的体检中，医生发现女婴心脏异常，决定将女婴转院到柏林心脏中心。心脏中心确诊女婴心脏畸形并有严重缺陷，如不施行手术，预期女婴的生命不会超过两个月，但对如此娇嫩的初生婴儿作心脏修补和心肺矫正手术难度之大可以想象。此时几乎已绝望的霍斯特和伦齐期盼着心脏中心的大夫能够创造一个拯救女婴生命的奇迹。

　　3月14日，也就是女婴出生后的第12天，翁大夫主刀对女婴作了长达6个半小时的手术。手术结束，翁大夫疲惫不堪，但他十分兴奋地说：“这次手术很顺利，很成功，女婴将重新获得一个正常健康的心脏!”奇迹真的诞生了！

　　不久，德国一家杂志对这一喜事作了图文并茂的报道。

　　让长跑名将以第三个心脏生活

　　与演艺明星一样，体育明星的个人际遇也是新闻媒体关注的热点。

　　哈德维希·高特是一名杰出的长跑运动员。他是1986年的欧洲长跑冠军， 1987年在罗马获得了世界冠军，1988年在汉城获得了奥林匹克冠军的桂冠，成了长跑赛场上一匹举世无双的骏马。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1997年初，高特被确诊得了己无法康复的心脏病，必须对他施行心脏移植手术。由于一时无法获得合适的供体，翁大夫于同年4月给他安装了人工心脏。1998年1月，合适的供体终于等到了!于是，翁大夫为高特做了心脏移植，手术非常成功。

　　令人吃惊的是，年过四十的高特术后不仅能像健康人一样正常地生活，而且还能照常参加柏林、纽约等地的例行马拉松赛。

　　高特出版了一本回忆这一传奇经历的书，并且用了一个奇特的书名机会，《第二次机会，或我以第三个心脏生活》。

　　战胜死种的4小时赛跑

　　1997年12月3日下午3时，心脏中心与欧洲器官移植媒介中心的专用直线电话铃声响了，心脏中心的氛围骤然紧张起来，因为铃声意味着—场争分夺秒、人命关天的战斗已经打响了。

　　在这里，我们顺便介绍一下建在荷兰莱顿市的。欧洲器官移植媒介中心”。它的实际管辖地区包括除欧洲共同体外还有很多东欧国家。它能非常迅速、精确和有针对性地为器官供求方通报信息，牵线搭桥。德国心脏中心(柏林)有一架专用直线电话与它保持畅通无阻的联系。

　　原来，德国北部滨海小城吕贝克有一个化名舒尔茨的17岁青年，躺在该市的大学附属医院里。他的心脏功能逐渐衰竭，体重已只有35公斤，如无机会作心脏移植手术，他只能存活几个月了。他期待着心脏中心能得到适用于他的供体器官。专用直线电话带来了他的喜讯：—位器官捐赠者因意外事故死于比利时某地，当天下午6时后可摘取适用于舒尔茨的心脏供体。

　　翁大夫将于当天深夜为舒尔茨主刀心脏移植。困难在于，远在几百公里之外的舒尔茨和心脏供体必须及时送到翁大夫的手术台上；而捐赠的心脏供体从死者体内摘取后必须在4个多小时的时间内植入舒尔茨体内，因为心脏脱离人体后只有四、五个小时的存活时间。于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争分夺秒战胜死神的赛跑开始了。

　　手术前的外勤准备工作兵分两路。一方面通知吕贝克大学附属医院，让他们为舒尔茨今晚在柏林作心脏移植做好各项准备。几小时后，一架运送舒尔茨的轻型直升飞机到了柏林心脏中心。舒尔茨提前躺在了手术台上。

　　另一路的情况是，心脏中心前往比利时摘取捐赠心脏的专家及其助手风驰电掣般地驱车到了市区滕佩尔霍夫机场，立即坐上专用直升机直飞目的地。当晚7时许，他们抵达目的地，确认捐赠心脏良好后就立即告知了柏林，经核准后就将摘取的心脏装进了冷藏容器，并登上原机返回柏林。晚上10点多，回程直升机没有停在滕佩尔霍夫机场，而是停在柏林北部的泰格尔机场。飞机降落时，心脏中心的救护车已在机场等候他们。回程方案的这一变动，目的是为了赢得更多一些的时间。此时此刻，时间不只是一寸光阴一寸金，误了时间是一寸光阴一条命啊！

　　舒尔茨静静地躺在手术台上。翁大夫胸有成竹，他和几位助手一起在手术室内密切关注着心脏供体的行踪。当他们知道供体己到达某处时，翁大夫便开始打开舒尔茨的胸腔。深夜11时当翁大夫手中握着从冷藏容器中取出的鲜红心脏时，他欣喜异常，因为这是一个十分理想的供体。此时这个心脏从捐赠者体内取出已有4个小时，与预测的时间进程完全一样。

　　由于有关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完成，翁大夫和他的助手们在取出坏掉的心脏后植入新的心脏，并使之跳动和正常工作以及完成其他后续手术，只化了几十分钟时间。在无影灯下，他们心有灵犀，配合默契，手术做得游刃有余。深夜U时 40分，新的心脏开始工作，舒尔茨获得了新的生命。此时离心脏中心接到器官移植媒介中心的电话为8小时40分钟，离开摘取心脏供体的时间为4小时40分钟。置2月重7日，舒尔茨恢复健康!

　　1997年直12月直18日，德国最大日报《世界报》以《战胜死神的四小时赛跑》的通栏标题，用整版篇幅按时间顺序详实地记述了这个不容许出现差错和失误的医疗行动的每一个细节，并且配发了照片，令读者叹为观止。

　　一个几乎不可能发生的生命奇迹

　　国际交流与合作是促进医学进步的重要杠杆，翁大夫还不时被英国剑桥医学院和其他世界一流的医院请去会诊和作疑难手术。1998年曾发生这样一个有趣的故事。

　　是年5月底，居住在英国伯克郡雷丁的霍纳一家九口都害了感冒，但很快就陆续康复，惟有10岁的男孩斯蒂芬病情日趋严重。6月8日上午，焦急的父母请来了出诊大夫。大夫看后意识到斯蒂芬情况不妙，便要求立即送孩子去医院挂急诊。急诊医生为斯蒂芬作了胸部透视后把他送到了特护病房，并决定让他转院到牛津大学附属约翰·拉德克利夫医院去治疗。

　　当天下午二时，牛津大学附属医院确诊斯蒂芬得了急性病毒性心肌炎，病情在迅速恶化，斯蒂芬有可能在十几小时内失去生命。专家会诊后认为，只有安装人工心脏才能延续斯蒂芬的生命。而人工心脏种类繁多，现在应该为斯蒂芬安装被称为“柏林心脏”的那一种人工心脏。于是，他们给柏林心脏中心赫茨院长打了求援电话。

　　为了援救危在旦夕的斯蒂芬，赫茨教授决定派翁大夫去牛津，他的考虑是，翁大夫有“一双最可信赖的金手”。去了就万无一失。老朋友求援，他也必须亲自出马，以表示自己的情意。

　　6月9日，翁大夫等一行五人带着“柏林心脏”飞往英国。下午5时，翁大夫主刀5个小时出色地为斯蒂芬安装了严柏林心脏”。斯蒂芬的父母则一直在手术室的楼下来回走动，他们精神紧张，焦躁不安。

　　然而，安装“柏林心脏”只是缓兵之计，斯蒂芬还要等待心脏移植。他能否并何时能够如愿以偿呢?

　　一个童话般的奇迹出现了。6月13日，即安装“柏林心脏”后的第四天，斯蒂芬的父母被告知说，斯蒂芬很快就有希望作心脏移植手术。情况是这样的：重4岁的女孩奎娃的肺已经纤维化，尽管她的心脏是健康的，但须为她作心肺联合移植手术，而且她已获得了适用的捐赠器官供体。这样一来，奎娃手术以后就可以把她的健康的心脏移植给斯蒂芬了。

　　6月14日凌晨2时，医生用6个小时的时间，为斯蒂芬作了心脏移植手术。由于奎娃和斯蒂芬都很年轻，他们很快恢复了健康。

　　斯蒂芬的父母把斯蒂芬这些日子的经历制作成了一盘录象带，以便让他长大后永远记住宝贵的人间真情。

　　英国《世界新闻报》在相关报道中写道：“这是一个几乎不可能发生的生命奇迹。”事实上也确实如此。

永远的中国心

　　翁大夫客居异国他乡，但他的心总是与祖国人民的心一起跳动。岁月悠悠，过去祖国赢得的胜利和辉煌，遭受的挫折和艰难，他都亲身经历过，目睹过。他为今天祖国的腾飞欢欣鼓舞，为了祖国更美好的明天，为了促进中国心脏外科医学早日与国际先进水平接轨，他一直在默默地奉献自己的智慧和力量。

　　翁大夫深知，中医药是一座博大精深的宝库，应该更加发扬光大，造福人类。几年前，他获悉柏林市卫生局长皮特·汉勃纳尔女士等德国朋友对中国传统医学有很大兴趣后，尽管他很忙，中医也不是他的本行，但他依然抽出时间，兴致勃勃地陪同这些朋友来华考察中医，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后来，这些朋友倡议成立。柏林中医研究与促进协会”，翁大夫也给予了积极支持。他和夫人陈家一还陪同赫茨院长夫妇访问中国，使他们大开眼界，激发了他们与中国发展交流、合作的热情。

　　上海浦东新区是中国改革开放政策大放异彩的一颗“东方明珠”。改革开放政策像魔术师的魔杖一样，在历史的瞬间里，在这里使“海市蜃楼。这种幻象立刻成了活生生的现实，使全世界感到震惊。在这个。海市蜃楼”里，现代化的大医院上海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是翁大夫的钟情所在，他要助以一臂之力。多年来，他与这里的同行开展了真诚的交流与合作。

　　通过翁大夫的牵线搭桥，通过加强与柏林心脏中心的合作，在上海、柏林两市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在东方医院心脏内、外科的基础上，于2000年4月组建成立了“东方中德心脏中心”。这个“中心”在发展中国心脏医学方面已取得多方面成绩，曾成功完成国内首例“人工心脏”植入手术，是目前国内人工心脏应用最多的单位。德国心脏中心(柏林)为该“中心”提供技术支持，翁大夫等专家来这里会诊，患者不出国门，就有可能得到世界一流的高质量的诊疗和手术。中德双方在科研及学术领域紧密合作，共同撰写论文专著，举办国际性学术会议，合作开发科研项目，使“中心”紧追世界潮流，使“中心”成为两国医学合作的一个成功范例。

　　多年来，翁大夫不仅对上海东方医院倾注了许多心血，他每二、三个月回国一次。每次回国，他总是日程安排得很紧。他飞东飞西，马不停蹄，足迹遍及全国许多大中城市，包括不少边远省市。他应邀在各地作疑难手术、示范手术和学术报告，无保留地传授他的宝贵经验。他被北京、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广东等地的不少医疗和科研机构聘作名誉教授。

　　许多与翁大夫有过接触和交往的人，都深深地感受到他的卓越才智和人格魅力。2000年夏天，翁大夫破例在兰州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工作了8天之久。事后该院心外科主任高百顺大夫给翁大夫的信中说：“你所做的手术，你在手术中，手术前后的讲解，对我们的启发很大，学术讲座也使我们耳目一新。”信中还说：“凡是和您及您夫人接触过的大夫和护士，无不为你们的为人所赞誉和感动。您和您夫人的学识和为人，为我们的年轻人留下了做人和治学的榜样。我也将以您为榜样鞭策自己并且去教育我们的年轻人。”信中还表示他们要为作心脏移植创造条件，使他们的心脏科成为。“祖国大西北一颗璀璨的明珠”。翁大夫在江苏镇江第一人民医院作手术三年之后，该院心脏科有了很大发展，而医护人员对翁大夫的“渊博的知识，娴熟的手技和严谨的学风”“记忆犹新”，并且期待着他不断地给予指导和帮助。

　　翁大夫在不能亲临现场的情况下，有时还用电话精心指导国内同行作疑难手术。1999年9月，我国济南军区106医院作一例心肺联合移植手术，主刀大夫打电话向只有一面之交的翁大夫请教。翁大夫不仅在术前就手术中可能出现的各种意外复杂情况及其应对办法在国际长途电话中作了极为详尽的说明，而且后来还不断来电话询问术后情况。翁大夫来中国作手术回到柏林后，按惯例他总要不断来电话询问术后情况，及时提出处置办法。他对病人的极端负责精神十分感人。

　　百闻不如一见。翁大夫为了帮助国内同行增长见识和才干，想方设法分期分批安排他们去柏林心脏中心锻炼深造二段时间。他对他们关怀备至，常常自己驾车去机场接机。在节假日，有时还邀请大家去他家作客，以排解思乡情绪。

　　2003年6月，“东方中德心脏中心”范慧敏博士对我们说，他是3月从柏林心脏中心回来的，与他同时在那里的有来自国内各地的15位大丸、翁大夫对每个人都非常关心。他在柏林如饥似渴地学习了一个月，回国前，翁大夫还想到要让他去巴黎看看，但他时间太紧，没有去成。

　　陈家一大夫在谈到翁大夫时说：“关爱他人是他的本性。读大学时我们要上山下乡，他看到我们女同学背行李很吃力，路程又远，就主动帮助背行李，这大概是他最早留给我的好印象。”正因为翁大夫秉性乐于助人，所以他不止一次地为了能让病人去柏林作疑难手术花费许多心血。

　　1999年初，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为一对复杂的胸腹连体婴儿鼎鼎和豆豆作了分体手术。同年8月，翁大夫来福建讲学，了解到鼎鼎器官切开还不能拆除，心脏严重畸形，需作矫正手术，但这一手术有难度。于是，他主动提出接婴儿去柏林手术。回柏林后，他多方奔走，终于使鼎鼎于1999年矍2月14日在柏林免费施行了手术。尤其令人感动的是，当鼎鼎及其母亲所乘飞机抵达柏林时，已是深夜时分，翁大夫不顾前夜作了一台心脏移植，白天又接做两台手术的劳累，也随救护车到了机场。他亲自安排了他们的住处和婴儿入院等事宜，还自己花钱为他们买了食品和生活用品。

　　我们与翁大夫夫妇结识多年，经常感受到他们的谦逊、重情义和对他人的体谅。当翁大夫听到人们对他的高超手术赞不绝口，表示钦佩他的天赋并想知道他的“诀窍”时，他不以为然，只是淡淡地笑道：“不能过奖”。我做的手术比较多，无非是俗话所说的‘熟能生巧’而已。”2002年酷暑时节，翁大夫夫妇和女儿路经北京，他们从下塌的旅馆来电话，约我和妻子去旅馆共进晚餐。他们说，次日翁大夫要去承德作手术。陈大夫利用女儿放暑假陪她来北京看看万里长城，让孩子接受一次祖国伟大悠久的历史文化的熏陶。他们说，每次到北京，老同学老朋友都对他们太热情，这次在北京时间很短，天气又热，所以除我们两人外不告知任何朋友。我们提出的表示尽地主之谊的一些建议，均被他们一口谢绝了。

　　向翁大夫夫妇告别后，我又回忆起了几年前的一次晚宴。那天，我们作为中国在柏林的外交代表宴请翁大夫夫妇和访华回来的德国友人。席间我谈到一位启蒙老师曾对我们说的话：天上无数的星星代表着地上无数的人，人的心应当善良，应当像天上的星星一样光亮。席间从德国友人的谈话中，我们更多的了解到，人们之所以由衷地钦佩翁大夫，不仅是因为他有一双可使心脏起死回生的妙手，更是因为他有一颗像星星那样光亮的心!

　　每当我看到繁星满天，我不禁会想起翁大夫——他是心脏外科领域一颗光亮的巨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