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去的记忆(上)

远去的记忆(上)

周添成

　　在《渐行渐远的往事》里，我写了七则自己经历过的小故事，分别刊登在去年《钱江侨音》第5、6两期上。文章出来之后，读者反映还好，有的朋友打电话来说，写得很感人，读这些文章像在看华侨史话。我把这些看成鼓励与鞭策，继续努力。最近又写了7则，冠以《远去的记忆》，其实它是《渐行渐远的往事》的“补遗”。

康氏题词下留影

　　我要回国的消息，不胫而走，在班里在校里都传开了。此行北去，何日才能再重逢？许多同窗好友私下议论怎样给我送行。他们讨论的结果，认为最有意义的方式就是陪同我重游槟城几个有标志性的景点，拍下照片，当作永久纪念。于是利用几个周日，相约同行。

　　一个星期天，我们同游极乐寺，拍下了许多照片，其中有一张最为珍贵。

　　这是一张很有意义的照片。7位穿着中华中学校服（白短衬衫、白短裤、白球鞋、白袜子）的意气风发的少年，被定格在寺内的一块刻着康有为题写“勿忘故国”的大岩石上。槟城的极乐寺是东南亚历史早、规模大的华人寺庙。它既是佛教圣地，常年香火不断，又是旅游胜地，游人如织，因此节假日我们常“到此一游”。寺内那一块大岩石我们不知上去了多少回，康有为遒劲有力的题词，我们不知抚摸了多少遍。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在“维新变法”失败后出逃，曾经到过东南亚。康有为等维新派保皇头面人物，自知无法推翻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王朝，希冀利用教育力量达到改革维新的政治目的，因此特别重视教育，在东南亚各地鼓吹兴学，对现代华侨教育的形成与发展起了积极作用，给海外华侨留下了深刻印象。槟城又称槟榔屿，是马来西亚华侨华人最集中的城市之一，上个世纪初康有为到过这里，他应极乐寺主持之约，挥毫泼墨，写下了四个字：勿忘故国。其用心不言而喻。

　　我们7个好友都接受华文教育，知道自己的根在中国，对康有为的题词心领神会。而且我们7个人当中，除一人在美国当工程师外，其余的都从事过华文教育工作，这兴许也受到康有为的影响。

在海外偷看“禁书”

　　书对一个人的成长，走什么道路，其作用是不可估量的。

　　上个世纪30年代至50年代，我生活的马来西亚，华文书店与古籍书摊，随处可见。书的品种多，尤其是30年代著名作家的作品，如鲁迅的《阿Q正传》，巴金的《激流三部曲》和茅盾的《子夜》都可购得，而古书如《昭明文选》、《梦溪笔谈》等在旧书摊上也可见到。我从小就酷爱读书，当身上有一点钱，两脚就发痒，非到书店或书摊逛一趟，买它几本不可。久而久之，我与书店的老板交上了朋友。他们会主动向我推荐好书，帮我找适合我的口味又进货不多的书。有时候，我钱不够还可欠帐。这样，我书籍买多了，越看越起劲，连上课时也看课外书，影响了正常学习，常常招来老师的批评。

　　开始时，我看的买的都是书店公开出售的书。而买“禁书”看“禁书”，那是40年代末50年代初的事了。

　　那是一个周末的晚上，我像往常一样花了一角钱买了一张“大世界”的入场卷，走进那广阔的天地。“大世界”里有5、6家小书店，非常诱人。我走了一家又一家，最后被一家叫“美的书店”吸引住了。书店老板一见我来，欣喜万分，向我介绍一本又一本新书，但我都说看过或买过了，于是他就带我到后面看货，拿出4、5本香港三联出版社出版的邹韬奋写的书。我如获至宝，摸了摸袋里的钱，只够买三本，于是就买了《萍踪寄语》、《萍踪忆语》和《劫后余生记》。

　　说真的，邹韬奋的书影响了我一生。读了他的书，使我茅塞顿开，懂得许多世事人情，特别是读了他的《劫后余生记》，我敬佩他的文章，更敬佩他的为人。在当年的抗日救亡运动中，邹韬奋扮演重要角色。他是我们知识分子的楷模，我下决心以后要做邹韬奋那样的人。因此，见到邹韬奋的书，我都千方百计买到为止。

　　从此以后，我经常到这家叫美的书店去。店老板一见我来，看看四周无人，就引我进店后仓库，任我选购。好极了，那里有不少“禁书”，如艾思奇的《大众哲学》、丁玲的《太阳照在桑乾河上》，记得有一回，我看到国内开明书店出版的《闻一多全集》，标价50元叻币，这个价格在当时可以买两担大米，不是小数字。我翻了又翻，爱不释手，店老板见状就说：我给你留着，打6折，下次来买。我回家向家长要一点，在学校向同学借一点，凑足叻币30元，就把这部四卷本捧回来。以后，又买了一本描述闻一多先生面对国民党特务的屠刀毫不畏惧的小册子，受到很大的教育，过去我一直以为闻一多先生只是一介文人，现在才明白，他还是一个无畏的战士。

　　当然，在那个英国殖民严酷统治下的马来西亚，看“禁书”的风险是很大的。在高小时，我有一位同座的同学，他的名字我已忘了，人胖胖的，很老实，真冤枉，有一回不知从哪儿搞到一本名叫《铁幕后的苏联》的书，津津有味地读着，被在学生中的政治部的人（即特务）发现，不分青红皂白，连人同书一起带走。其实，那是一本很反动的书，只是因为书的封面是红色的，又加上图案设计得很恐怖。发生这件事后，我再也不敢把“禁书”拿到学校去看，只好在家里挑灯夜读，看完一本藏起来一本，也不敢随便借给别人。由于看了“禁书”、“禁报”，明白了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的大救星，于是在新中国诞生以后的第三年，我毅然决定离开生我养我但不是我的祖国的马来西亚，投身于自己亲爱的祖国的怀抱。

夜深人静运藏书

　　读书人视书如命，这我有深刻体会。我当年离开马来西亚，可以放弃继承遗产的权利，就是割舍不了那心爱的藏书。

　　与有藏书的朋友相比，我的藏书不算多，但他们多是从父辈开始，积年累月收藏下来的，而我是从自己开始，而且还只有3年时间。我临走前仔细清点（含外借的），总共411本，平均1年买137本。有时候，我会浮想联翩，如果以后自己工作有收入了，书源又不断，收藏到现在，我肯定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图书收藏家。怎样处理这批藏书，竟成了我回国前最头痛的问题。思量再三，最后决定带走小部分，送掉大部分。不忍痛割爱不行，一则我付不起高昂的运费，二则带着它们行动不便。接着在取舍问题上，又犯了愁。带走哪一些，送掉哪一些？经过几个夜晚的折腾，挑三拣四，总算决定带走名著、工具书以及有参考价值的图书，如《康熙字典》、《昭明文选》、《柳宗元全集》、《苏东坡全集》，当然，《闻一多全集》和邹韬奋的几本书非带不可。当地出版的，我只带走连士升先生的《欧洲纪行》，连先生是一位东南亚的名记者，后来担任《南洋商报》的主笔。可惜啊，这些书籍除了《闻一多全集》今还完好无损外，多数在“十年浩劫”中，因为红卫兵要“破四旧”，只好论斤称两卖给收废品的。图书选定以后，如何运出去，又是一个难题。我住在姨婆家，她家上下两层，他们全家大多数人都住楼上，我和她的大孙子睡在楼下，好在这位公子哥儿夜夜在外鬼混，不到三更半夜不会回来。我买好一只纸皮箱（真皮的买不起），装上要带走的，另外讨了几个小木头箱装上要送出的，夜深人静时，请家住隔壁街的吴映清兄骑自行车来运走。那一天晚上大约12点钟左右，楼上鼾声大起，那位公子哥儿还在外逍遥，正是我偷运藏书的好机会。真的做到神不知鬼不觉。我对自己的神机妙算，一直引为自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