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爱北京天安门

我爱北京天安门

钟玉昌（印尼归侨）

　　每当看见这张仿建的牌楼---北京天安门老照片和那张在天安门城楼上的留影，我就会触景沉思，沉浸在深深的回忆之中。

　　1940年，我出生在印尼廖属新及岛上，在那里度过了我的童年和少年。岛上华侨华人大约有四千多，他们多数是普通劳动人民，与当地民众和睦相处。

　　当时，岛上只有两所华侨学校，即新华学校和中华中小学校。我曾就读于中华中小学校。学校的领导和老师都是从首都雅加达聘请来的。他们素质较好，作风较硬，水平也较高，十分热爱新中国。老师经常给学生讲述有关新中国的动人故事，教唱《国歌》、《歌唱祖国》、《东方红》、《我爱北京天安门》等歌曲，在学生幼嫩的心灵中播洒热爱新中国的种子。

　　1953年新中国诞生四周年前夕，校领导和老师们带领和指导我们，在校门前仿建一座牌楼——北京天安门，以此作为向伟大祖国母亲的生日献礼，表达海外炎黄子孙、华侨华人的赤子情怀。国庆节那天，许多华侨华人清早就从远处赶来参观，拍照留念。他们与我们一起庆祝，一起联欢，一起高唱《歌唱祖国》、《我爱北京天安门》，歌声嘹亮，响彻四方。许多华侨华人都纷纷表示，将来一定要回去为祖国的建设事业作贡献，一定要到北京天安门去参观游览。我也毫不犹豫地表示：一定一定。

　　新中国的强大昌盛，华侨华人无不欢欣鼓舞、扬眉吐气，而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却怕得要死，恨得要命。他们勾结和煽动印尼的反动势力掀起反华排华的恶浪，且步步升级。新及岛上的华侨华人也深受其害，生存受到威胁，感到前途渺茫，于是纷纷回国。我家也被迫分三批回国。1955年由哥、姐、弟三人先回国，1956年6月，我和另一位弟弟回国，1959年父母和两个妹妹回国。我回国前写了一首诗：泪别爸妈和亲朋，万里汪洋回祖国，不求功名和富贵，只求学好服务技，不负双亲养育恩，决心为国作贡献。以此作为准则激励和鞭策自己回国后，要奋发努力，不断进步。

　　1956年6月，我回到了祖国的怀抱，在广州华侨补习学校学习了一段时间，参加了同年8月的统考，录取后被分配到杭州入学。在党的关怀培养下，在老师们辛勤教导下，在革命先辈们为国捐躯、无私奉献精神感召和鼓舞下，经过自身的努力，我有了较快的进步。1964年7月，我高中毕业了。我决定放弃报考大学，继续求深造和留在城里找工作的机会，决心立志务农，到祖国最需要和艰苦的地方去，为建设新农村贡献青春和力量。申请获准后，我即南下广州向父母和亲朋好友话别。他们对我的决定和行动表示支持，父亲还送我一把从国外带回来的“巴力牌”锄头，在柄上刻着：“把青春献给新农村”，鼓励我要好好干，不负众望。我带着锄头又高高兴兴地回到了杭州。

　　1964年8月31日，我带着锄头与杭城首批150多位青年，高唱《我们走在大路上》的赞歌，奔赴浙西天目山区临安绍鲁公社农村插队落户去了。在那广阔天地里，我足足奋斗了10个春秋。在改造客观世界，改变“穷白”面貌，建设新农村的同时，农村清寒、洁白、朴实的生活和艰苦的劳动，也改造着我的主观世界，使我得到了锻炼和成长。10年来，我为建设新农村付出过辛劳，做出过努力，也获得过荣耀。感谢党、祖国和人民，曾给予我极崇高的荣誉和丰厚的礼仪，让我两次赴京参加国庆观礼（65年作为省农业劳模代表，69年作为省唯一的一名知青先进人物代表），出席人民大会堂的国宴，受到党和国家领导同志的接见，在天安门观礼台上观看盛大的阅兵大游行，盛大的群众庆祝大游行，盛大的群众大联欢和五彩缤纷的节日焰火晚会……等等。

　　北京天安门是国人、华侨华人和世人瞩目和神往的地方。回国五十多年来，我曾七次去过北京，每次我都不忘到天安门去参观游览。站在天安门城楼上举目眺望，雄伟壮观，气势辉煌，令人陶醉，令人难于言表，驻足忘返。最后一次是2008年11月下旬，我荣幸出席北京全国第四届《感动人生》老年征文大赛颁奖盛会时（我撰写的《赤子情深话当年》征文荣获大赛文学作品一等奖）由老伴陪同，与来自全国各地的获奖老年朋友一起，再次登上庄严神圣的天安门城楼（那张留影就是当时拍的）。

　　弹指间，57年过去了。如今年纪大了，人老了，退休了，所幸已叶落归根。我生在伟大祖国的怀抱里，在和谐、温暖的夕阳红下欢度幸福的晚年，每当想起这事，作为归国海外赤子，我更感欣慰和自豪——因为我爱伟大的祖国母亲，也爱北京天安门，我实现了在国外曾梦寐以求的美好愿望——两个“一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