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去的记忆(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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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窗好友罗慧吾先生（如今已是马来西亚体育界知名人士）先后两次在槟城大伯公庙前的大排档设螃蟹宴招待我，一次是送行，一次是接风。先说送行吧。我是1952年10月21日那一天离开马来西亚的。离开前一天的下午，我佯称学校安排毕业班同学在海滨度假，带上几件换洗的衣物，匆匆告别家人，直奔罗慧吾先生家。那天晚上，他在大伯公庙前的大排档设螃蟹宴招待我，别无他人，只有我们宾主两人，畅谈通宵。马来西亚是海岛国家，常年盛产螃蟹。那一天在石桌上的螃蟹特别肥大，味道鲜美，我们两人到底吃了几只，说不清楚。

　　罗慧吾先生在这里为我送行，用心良苦。我们知道大伯公是海外华侨华人的民间信仰，他们相信在航海技术那么差，加上官吏的重重阻扰（明清时期都实行海禁），能安然无恙地到达南洋谋生创业，靠的就是大伯公等诸神明保佑，所以，他们一直供奉礼拜这些神明。我此番归去参加祖国社会主义建设，也要漂洋过海。说来也巧，我乘坐的这只轮船航行到太平洋与印度洋交界处时，碰到了”30年一遇“的大风浪，船上下颠簸，人仰马翻，滴水不进，最后还是雨过天晴，平安无事。似乎大伯公在冥冥之中保佑我。

　　半个世纪后的1991年底，我偕妻返马探亲，罗慧吾夫妇又在这里摆上螃蟹宴给我们接风，在槟城的几个同窗好友都参加，热闹非凡。与当年的情景相比，此番我的心情与上回迥然不同，我在人生的道路上经历了许多挫折与坎坷，取得了些许成就，几十年后在老地方与老同学相聚，重逢的愉悦无法用语言来形容。我们相约今后在杭州与槟城再相会。

撕碎证件抛大海

　　离开槟城时做的一件事，我至今仍认为是我平生做得最漂亮的，那就是在槟城移民局官员来收回我的身份证时，我当着许多人的面将身份证撕成碎片抛向大海，以示永不回来的决心。

　　买船票时，轮船公司的职工告知上船时必须执有打过预防针的证件，于是我到医院打了一针，取得证件，就走人了。

　　离开那一天，有七、八个同学来送别。他们与我一道坐上汽艇，往客轮停泊的大海驶去。我们8、9个人刚好坐一船，有说有笑。突然有一只小汽艇往我们这边开来，越来越近了，只见一个英国佬朝我们喊话：“哪一个离开槟城的？”我大声回应：“我！”“把身份证缴出来！你要考虑好，离开了就不能再回来”。我心里想，你们英国人是占领者，日本人来时你们逃的最快，日本投降了，你们又回来了，你们有什么资格说三道四。我一怒之下，将身份证撕得粉碎撒向大海。当时好多人拍手称快，英国佬无奈，只好掉转头离去。

　　当轮船到新加坡港时，十几个缅甸侨生上船。在船上的七天七夜里，我们欢聚在一起，无话不说。据他们说，同样是英国殖民者，缅甸的英国殖民者更可恶，他们申请离开时，不仅要盖手指印，还要盖脚趾印，宣誓永不回缅甸。这样看来，我算是幸运的。

回国船上遇知音

　　在回国的客轮上我结识了一位印度朋友。当时我们交往的情景，如今仍然历历在目。

　　我的这位印度朋友名叫辛格，个子瘦长，皮肤黝黑，年约20岁，侨居新加坡，我和他确实有缘分。当年东南亚华侨回大陆的只准购统舱票，这是敌视新中国，歧视华侨的措施。对我而言，就是让我买头等舱还是二等舱，我也买不起。统舱即底舱，条件极差，人多空气浊，席地而睡。我憋得难受，只好往上跑，到甲板上看海，呼吸新鲜空气。辛格坐的是二等舱，房间恰好在统舱右侧上去的楼梯口，是我上下必经之处，因为碰面的机会多了，一回生两回熟，我们就交上了朋友。

　　辛格是英文9号位毕业（相当华文高中毕业），讲一口流利的英语，这次他是先乘轮船到香港，然后转乘飞机到日本留学。我英语、巫语、印地语都略懂一点，混合起来使用，勉强可以与他交流。几天下来，我和他谈得很投机，无所不谈，我上甲板的次数也少了。

　　回忆起来，我们当时谈得最多，还是政治。从谈吐中，我了解他的家境不错，但印度人与中国人一样，在海外被人当成二等公民，无法尊严地生活。人活着靠口气，我们要自由，要尊严，要人格，要平等。根据当时的形势，我们谈到了朝鲜战争。他也认为美国手伸得太长，跑到亚洲来干预朝鲜半岛的事务。我试探性的询问他对中国出兵朝鲜有何看法，不料他很支持中国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行动。我告诉他，我这次回去，如果祖国需要，我会参军去朝鲜打仗，他笑起来说：“你年纪太小了，还是读书吧！”

　　轮船驶进香港维多利亚港的前一天，通知下来说，轮船停泊时，回大陆的客人不能上岸观光购物。我当时气得肺都炸了，自己的国土不能上去看看，岂有此理！他安慰我说，英帝国已经是日落西山，耀武扬威的日子不会太长了，香港迟早要归还中国的。他的一些看法有前瞻性。港英政府不让我们上去，除了歧视外，还怕我们滞留香港，其实我们这一批侨生一心一意要去的就是大陆。轮船停泊在维多利亚港的那一天，正是我和辛格分手的日子，因为我和他各奔东西，都在深泊之中，没有固定地址，因而失去了联系。如果他还健在，已是年近八旬的老人了。我在此祝他幸福好远。

港英警察讨没趣

　　从香港到九龙，我们这些回大陆的客人（大多是侨生）是被荷枪实弹的港英警察押送过去的，我第一次尝到了当犯人的滋味，第二次是在那“十年浩劫”当中尝到的。

　　港英当局不要说让我们上岸到香港去看看，连我们从客轮到九龙火车站乘车这一段路，都不放心让我们自己走。那一天上午九时许，几艘汽艇向客轮驶来，从汽艇里跑上几个警察，看面孔，听口音，都是中国人。他们对付我们确实像对付犯人一样，一脸凶杀相，操一口广东话，好像在说：快快快！不要随便乱动听指挥。上了汽艇，待我们坐定后，他们开始进行宣传了。他们说：大陆是共产党统治的国家。在那里，什么都要共产，连老婆都要共产。那里苦，老百姓吃不饱穿不暖。那里没有自由，思想僵化，讲话一个调子。他们活不下去，往我们香港跑。

　　他们一个接着一个，轮番轰炸一样，向我们进行反动宣传，企图动摇我们回大陆的决心。他们那里知道，我们回来下了多大的决心，也做出了多大的牺牲。他们的胡说八道，只能说是枉费心机。我们装着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我们个个面无表情。他们误以为我们不懂广东话，过了一阵子，有一个警察用不纯的普通话对我们重述前面讲过的话。其实，我们海外侨胞特别是东南亚的侨胞，个个是语言专家。我们每个人至少懂得五种语言，因为我们生活在不同种族不同民族中间，要来往交流就必须学会对方的语言。比如，我生活过的马来西亚，那里的华侨华人都会讲福建方言、潮州方言、广东方言、英语、巫语、印地语等等，当然，水平不太高，多是“洋泾帮”。

　　他们试来试去，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作出反应，也没有一个人提出问题，知道这回自讨没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