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光宗——象山籍留韩博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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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南地北象山人

　　时间在流淌，心在路上。学林青黄，君自徜徉，听那灵魂的吟唱。时间在流淌，心在路上。纵笔宽广，艰难莫挡，求那思想的原创。时间在流淌，心在路上。忧我故乡，寄情诗行，在那遥远的异邦。时间在流淌，心在路上。世事苍茫，意气高扬，看那巨龙的雄强。时间在流淌，心在路上。走我四方，魂牵穆郎，还有那白发的亲娘。”这是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穆光宗2001年在韩国做博士后期间写下的《心在路上》一诗。穆光宗日前在接受家乡记者采访时说：“做致用之学，为人民而问，我的心永远在路上。”

　　做致用之学

　　“求学要求实，求知即求是”，穆光宗坚信：勤奋比天份更重要，所以要敏于学，乐于思，勤于行。出生于丹城普通工人家庭的穆光宗从小热爱学习，自律性极强。上小学一年级开始，老师布置的家庭作业，他总要双倍完成，其他同学生字抄写10遍，他自觉抄写20遍。一个人对着墙壁练乒乓球，他规定自己必须连续打够20个球，要是只打到15个，那么剩下的5个就打自己的屁股。

　　读完初二，同学分流，穆光宗直接升入高中（全县理科尖子班）。第一年高考，理科成绩不理想，在班主任王瑞年老师的建议下，穆光宗转到文科。

　　复读期间，穆光宗天天用功，每到夜深，担心灯光影响家人睡觉，他就用两张报纸围成一个大圈圈，将灯光围在报纸内，把自己的脑袋伸进去看书。累了倦了，他就摸黑到庭院去活动一下筋骨，尽量不发出声响。

　　方向正确是人生成功的关键。选择文科是对的，1981年夏，穆光宗顺利考取了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系，进入大学，他发现自己的高考英语成绩是全班第一名。

　　穆光宗上大学依然保持自己勤奋好学的风格。一次，专业课老师上马克思《资本论》时留了20多道课后思考题，要求大家选做一题，大家都只做了一题，仅有穆光宗一人，把20多道题全部做了一遍，洋洋洒洒写满了一个笔记本，令老师和同学惊讶不已。

　　大学期间，穆光宗跑图书馆最勤，大把大把的时间泡在那里，连同寝室的同学也难得和他见上一面。每天晚上，同学们睡着了，他才潜回来，早上，同学们醒来时，发现他早就起床去看书了。那几年里，在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的借书卡记录上，总能找到穆光宗的名字，要是新书，他的借阅记录往往排在第一个。

　　穆光宗博览群书，精读深思，力求把每一本书都消化吸收。几年下来，积累的课堂笔记和读书笔记就比较可观了。同学们看到穆光宗这么细致的读书笔记都赞叹不已，外校的一位老乡准备考人民大学经济学系的研究生，借了穆光宗课堂读书笔记认真啃读，这果然是一条捷径，那人顺利考取了研究生。

　　1985年7月，21岁的穆光宗大学毕业，成绩优秀，留校从事人口学的教学和科研工作（2004年，他调往北京大学）。从此，他决定押上自己的一生，踏上“做致用之学”的漫漫征程，至今，已整整干了26年。

　　上世纪80年代后期，“脑体倒挂”现象严重，知识分子待遇偏低。在最初每月仅几十元的工资里，穆光宗从牙缝里省钱，按月给家里寄5元。虽然喜欢做学问，但想想自己拮据的经济现状，漂在北京没有任何物质基础，一心向学的穆光宗也不由地迷茫起来。1990年暑假，他痛下决心，离开北京，来到经济特区深圳，试图寻求机会转型。

　　在深圳期间，穆光宗发表在《农村经济与社会》的一篇论文得奖，邀他到山东开会领奖。《农村经济与社会》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所主办，是当时全国唯一一份以研究农村经济与社会长远性、理论性问题为主的杂志，对青年学者颇多鼓励。得知消息，处在迷茫中的穆光宗心头一热，倍感振奋，耳际传来学问的深情召唤，顿感眼前出现了一盏明灯，他明白了生命的真正寄望和方向，当机立断赶回北京。从此，穆光宗再无他念，一心扑在学术领域。

为人民而问

　　2002年，穆光宗和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专题调查组进行课题合作，一起到浙江、甘肃、宁夏、湖南、四川调查农村计划生育困难家庭的类别和成因，研究社会公益救助的依据和模式。在调查的过程中，意外发现很多农村独生子女家庭孩子夭折，根据当时穆光宗课题组的调研，农村独生子女夭折率大概在0.4%。经过认真研究，2004年，在调研的基础上，穆光宗在中国人口学会会刊《人口研究》杂志上公开发表了著名的“独生子女风险论”，提出“独生子女家庭本质上是风险家庭，大龄独生子女家庭实质上是高风险家庭”这一观点，社会反响强烈，媒体纷纷转载。2006年，穆光宗在《浙江大学学报》撰文进一步提出中国已经进入人口学意义的“风险社会”的论断。他认为，独生子女风险除了“夭折风险”外，还有“成材风险”、“婚姻风险”、“养老风险”等九大风险。

　　他的“独生子女风险论”引起相关部门高度重视。政府开始注意到生育率不是越低越好，少生不等于独生，计划生育好不等于独生子女好，一些地方不再鼓励放弃政策内二胎的做法。特别是2003年以来，各级政府开始关注独生子女伤病残亡家庭的社会救助和制度保障，他和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合作的课题报告成为后来出台的国家计划生育特殊困难家庭特别扶助制度的直接理论支撑。独生子女家庭的风险如何规避？巨大的社会养老压力如何缓解？因为人口老龄化而带来的劳动力不足又如何应对？作为年轻一代的人口学家，早在2000年，穆光宗就在公开发表的《一胎化政策的反思》一文中给出了响亮的答案：少生不是一切，尊重二胎选择。

　　有人力挺穆光宗，赞其“敢于质疑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非大智大勇不可为”，同时追随穆光宗开始审视中国现行计划生育政策。当然，也有人强烈反对，认为放开二胎的观点“没有长远眼光，不负责任”。

　　一场计划生育政策走向的激辩由此展开。虽然穆光宗的观点基于多年来对中国人口问题的研究，但他对自己观点的陈述依然很慎重，他说：“一旦人口政策出了大问题，将会给全社会乃至全民族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因为人口问题不是单纯的人数问题，更不是短期战术的问题，实实在在是最大的战略问题和民生问题”。近年随着独生子女问题的显化，穆光宗的观点逐渐发展到城乡通开二胎、鼓励二胎、适度生育和优化人口，并赢得了越来越多的共鸣。

　　在学生眼里，穆光宗博学深思而富社会责任感。他面对学生总会强调，中国应对老龄化问题时必须要注意三个方面：一是经济供养，二是精神赡养，三是生活照料。特别是精神赡养危机为穆光宗所关注，他早在1992年就在《人民日报》提出要关注精神赡养，成为国内第一人。

　　在穆光宗看来，生育率快速下降所导致的未富先老和未备而老，特别是独子老龄化和无后老龄化所带来的“孤独终老”趋势，将给整个社会带来严重的人道主义问题。

　　“人口问题，具有长周期性，我们应该未雨绸缪，船大要早掉头。”穆光宗坚信这一点。

成就自己回报家乡

　　“对于家乡和亲人、朋友、师长最好的回报就是让自己不断地成长进步。”穆光宗一直这样想、这样做。他说：“今生我为一大事而来，学问的价值在于提出有价值的问题，得出有价值的结论。成功的学问要承上启下、继往开来。人最宝贵的是会思想，知识分子的价值在于提供独立可贵的见解，人生的意义在于不断产生积极的价值，我的心永远在这条路上。”

　　作为中国人口学会理事、中国老年学学会中国人口文化促进会学术委员会委员，穆光宗长期从事人口问题、老龄问题和相关社会经济问题的研究。在国内学界较早提出民工潮流论、精神赡养论、和谐老龄论、人口风险论、人口优化论等一系列具有创新性、前瞻性、战略性的重要观点，在国内人口学界和老年学界有重要影响。迄今有独著4部，合著30余部，并在《中国社会科学》、《社会学研究》、《经济研究》、《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日报》、《经济日报》、《人口研究》、《人口与发展》等很多知名报刊杂志上已经发表论文和文章600余篇，数百万字。他还曾担任国务院新闻办组织的《中国的计划生育白皮书》和中国老龄协会组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老龄问题国家报告》主笔之一，先后荣获中国国家图书奖、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奖、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奖、霍英东教育基金项目奖、中国人口学会优秀成果奖、中国老年学学会优秀成果奖、中国人民大学优秀博士论文奖、全国青年优秀社会科学成果奖等几十种重要奖项。

　　尽管工作很忙，穆光宗也时刻不忘自己是象山人，十分关心家乡的发展。2006年，县委统战部在北京主持召开归国留学人员座谈会，穆光宗在会上提出每年开渔节期间召开“海洋经济论坛”的建议，被县里采纳。他还曾应邀回象山开讲“人文象山论坛”第一讲，为新家乡新农村建设建言献策。今年5月，他又帮助县人口和计划生育局策划了“象山港生命护航”计划，包括优化生育工程、人口健康工程、家庭发展工程、老龄关怀工程四大方面。

　　家乡的象山港大桥将要建成，作为一位象山人，穆光宗也在不断思考。他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桥海时代到来，突出一个“快”字，意味着交通更加便捷，发展更加迅速，人口、物质、信息的交流更加频繁，象山的经济将更有活力，这是好事。但象山得天独厚的生态条件和生活条件告诉我们，追求“快”的同时，要注意一个“慢”字，在快慢之间保持一种张力和平衡。休闲文化的关键词是“慢悠”，桥海时代应当能同时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双丰收。“慢”生活是休闲文化的重要载体，提高休闲文化的品味和多样性是当务之急。从“经济象山”到“人文象山”，我们还有很多事情要做，例如，象山籍第一位北京大学教授陈汉章先生的故居修缮，就是一个值得重视的文化工程。

　　“希望家乡能实现四大发展目标：人的全面发展，家庭的幸福发展，人口的优化发展，社会的和谐发展。”对家乡怀有深情的穆光宗衷心希望他的理论主张能在象山一一实现，使象山成为宜居、风情、发达的滨海名城。（郑丽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