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道G20，打造中国经济的“浙江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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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徐王婴

　　当前正值全球经济面临诸多重大挑战，不确定性已成为影响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笔者却想预言—— 随着本届G20峰会的召开，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和有效的方向发展，中国经济尤其是浙江经济当乘势开启新的发展时期。

　　何以在CPI连续回落、PPI持续收窄、A股市场仍“绿肥红瘦”的时候看浙江经济？正所谓风起于青萍之末，虽然仍处于深度调整期，一些悄然而生的积极因素正预兆着浙江经济的未来之势。

　　从“浙江制造”到“浙江智造”的嬗变

　　如果说抢购日本马桶盖的新闻曾让中国制造蒙羞，那么闪耀在里约奥运会上的“浙江制造”则为“Made in China”扳回一局：迈入全球安防行业第一方阵的浙江大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战胜日本松下、加拿大Avigilon、韩国三星等强有力的竞争对手，拿下奥运会官方合作伙伴项目，为里约奥运会提供270台IP网络高清球机（即360度旋转球形摄像机），成为本次奥运会上高端“中国制造”的代表之一。

　　回望历史，浙江经济的快速发展得益于浙江制造的崛起，而浙江制造依靠的是遍布浙江500多个块状特色经济区。浙江的块状特色经济若要继续成为浙江经济的优势，唯一的出路就在于浙江制造的提升。为此，浙江于2014年底在全国率先打造首个区域性公共品牌“浙江制造”，着力将“浙江制造”培育成国际国内先进品牌。方太集团、雅戈尔集团、杭州汽轮机股份和浙江菲达环保公司等企业成为“浙江制造”首批认证试点企业。

　　以方太集团为例。1994年，茅理翔创立的主营电子点火枪的宁波飞翔集团，其时已做到世界出口量第一，却因技术含量低，在低价困局里越陷越深。而后他决定与儿子茅忠群一起转型做厨电，成立高端厨电品牌“方太”。如今，方太每年将不低于销售收入的5%投入到研发当中，以支持产品和技术创新。2015年10月2日，包括方太在内的66家中国品牌集体闪耀于纽约时代广场。登台于这样的全球品牌秀场，无疑是浙江制造最好的亮相。

　　而浙江制造的品牌提升，莫过于实现从“浙江制造”到“浙江智造”的嬗变。目前全球正迈向以互联网+、人工智能、3D打印、自动驾驶等为代表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即智能时代。为此，浙江出台了《中国制造2025浙江行动纲要》，选择了机器人与智能装备、新能源汽车与现代交通设备等11个产业作为发展重点，以期实现从“浙江制造”到“浙江智造”的嬗变。

　　事实上，浙江早已在诸多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布局谋篇。比如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融合形成的“互联网+”领域已处于领跑地位；其他如药物、基因测序等生物医药领域，人工智能、智能机器人等智能制造领域，集成电路设计制造、无人机、3D打印等高端装备制造领域也取得可喜的成效。以杭州为例，杭汽轮、西子航空、杭叉、新松机器人、先临三维等众多杭州先进装备制造业企业已在全国和全球市场中都占有一席之地。

　　浙江外贸进出口总额增速为何能领全国之先？毫无疑问，这背后的一个支撑点就是“浙江智造”的崛起。

　　从“互联网＋”到“互联网×”的提升

　　从“浙江制造”到“浙江智造”的嬗变，与其说是智能化的一种突破，不如说是“互联网+”带来了传统制造业的变革。应该说，浙江是“互联网+”的优秀生，世界互联网大会在乌镇的连续召开即为佐证，也正是“互联网+”的神奇功效，带来了浙江信息经济的繁荣。

　　互联网充当了传统制造业转型的“药引子”，最为直观的变化就是新的商业模式层出不穷，其次是“互联网+”带来的制造模式的变革。例如位于诸暨的洁丽雅集团，借助互联网实现了从“F2C”模式（即从工厂直接到消费者）向“C2F”模式（即终端消费者对工厂的订制）转变，目前洁丽雅毛巾线上销售占国内毛巾产品线上销售的25%左右，份额居全国第一。又比如娃哈哈集团，“互联网+”带来了制造模式的变革，企业已自主研发多款自用机器人，除了在全国几十个生产基地自用，还进行输出。而像娃哈哈这样老树发新枝的传统制造企业，在杭州还有很多。

　　毫无疑问，这是一种通过互联网实现融合创新，制造企业的内外部组织从有界趋向无界、从有形走向无形、从垂直变为扁平的嬗变过程。对此，华睿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宗佩民日前对笔者提出了新的观点——“从‘互联网＋’到‘互联网×’”。

　　那么，“互联网＋”与“互联网×”有何不同？宗佩民说，“互联网＋”是外延对接互联网，“互联网×”是内涵融合互联网。在他看来，要发挥“互联网×”的功效，企业必须具备以下条件：一是放弃了抵触情绪，开始自觉拥抱互联网；二是企业内部运行体系与互联网高度融合；三是建立了全网营销体系与客户数据管理体系；四是建立了基于互联网大数据的智能制造系统；五是建立了基于互联网大数据的智能物流系统；六是懂得利用云端服务并且学会在云端服务客户。于是人们看到：在温州乐清，正泰电器实施了“基于物联网与能效管理的用户端电器设备数字化车间的研制与应用”项目。该项目的实施将生产效率提高20%以上、运营成本降低20%以上、产品不良品率降低10%以上、能源综合利用率提高4%以上、产品研制周期缩短20%以上。

　　而“互联网×”的作用决不单单是传统制造业，还在与浙江信息经济、环保、健康、旅游、时尚、金融、高端装备等万亿产业的联动。事实也如此，继获得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国家示范区、中国（杭州）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等试点之后，浙江又被相继列为智慧城市、三网融合、云计算、跨境电商、下一代互联网、农村信息化等30余项国家级信息经济相关的试点示范，数量和种类居全国前列。

　　这一系例的试点与示范，将是“构建创新、活力、联动、包容的世界经济”这一G20峰会主题的最好诠释。如果说全球都在聚焦“创新增长方式”，那么笔者相信，“互联网×”将成为浙江经济“创新增长方式”的新篇章。

　　从“草根浙商”到“世界浙商”的跨越

　　本届B20峰会，参与的中国企业达156家，占到总数的三分之一，五大议题工作组都看到了浙江企业家的身影。浙商已从草根浙商转型为世界浙商，正日益自信地活跃在全球经济舞台上。

　　作为此次B20峰会的嘉宾，莱茵达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高继胜对笔者说，让他感到欣慰的是，浙商正逐步走向世界舞台，并积极寻求话语权。这次他还作为基础设施组的代表提出了方案。“也许有人要问，莱茵体育与基础设施有什么关系？殊不知，基础设施这个门类中，全球范围内的体育基础设施可是一个巨量级的资产。比如世界各地的奥运场馆，百万亿级美元的资产就沉淀在那里，这是基础建设方面很大的课题。另外，在全球一体化的今天，我们还将在这次会议上讲地缘的电网建设，比如向东南亚地区进行电力输出等问题……”高继胜说道。

　　高继胜的描述让人领略了一名浙商的国际化视野与情怀。事实上，随着浙江企业全球化布局的逐步展开，一个真正的跨国公司群体已经呼之欲出。深耕美国市场的万向集团，从2000年开始先后并购了美国舍勒公司、纳斯达克上市公司UAI、英国AS公司和美国A123公司等多家海外企业；华立集团收购了美国太平洋系统控制技术公司、太平洋商业网络公司以及飞利浦集团位于美国的CDMA移动通信部门……盾安集团、均胜电子、三花控股等浙江上市公司亦频频出手海外并购；而阿里巴巴、复星集团、吉利控股集团等浙商企业更是演绎了中国企业国际化战略的经典案例。

　　人们有理由相信：当浙商群体逐渐登台世界，并取得话语权的时候，浙江经济或者以浙江为代表的中国经济的内生力量足以支撑中国经济的后续发展。

　　从“温州模式”到与“浙北模式”的融合

　　90年代中期以来，以发展个私经济为主的“温州模式”一度成为“浙江模式”的代名词，代表着中国经济市场化的方向。但近年来温州因产业外移和民间借贷危机等问题，正“卧薪尝胆”力图二次创业。与此同时，苏南的发展仍然富有生命力，且其创新转型亦走在全国前列。一时间，“苏南模式”优于“温州模式”呼声鹊起。

　　曾有学者把浙北经济划到苏南模式的范畴，理由是杭、嘉、湖及宁波等浙北地区的经济发展与苏南模式一样，发端于乡镇企业。笔者却以为，虽同是发端于乡镇企业，但地方政府的“有为”与“无为”，以及企业主体的市场化机制不同，决定了浙北模式从苏南模式中分野出来。换句话说，“浙北模式”兼融了“温州模式”与“苏南模式”的优势而又优于前两者。

　　有关人士指出，过去30多年，浙江不少改革走在全国前列。随着改革进入深水区，如果制度供给的短板不补齐，浙江的体制机制优势难以巩固，发展动力也会丧失。为此，浙江把政府“放手”当作最大的“抓手”，以政府自身改革为突破口促进浙江经济发展。比如在全国率先把行政审批、政务公开和便民服务等政务接入互联网，“让信息多跑路，让群众少跑腿”。省级部门行政权力精简幅度超过六成，企业投资项目审批时间由平均的344天缩短到了35天。又如在全国率先推广市县审批层级一体化改革，率先实行企业登记“五证合一”，企业投资项目高效审批，“零地技改”项目不再审批……主动向市场放权，使“看不见的手”灵活自如，“看得见的手”坚定有力，让市场更加规范而有活力。

　　概括地说，融合了“温州模式”与“浙北模式”的“浙江生态”，就是努力让“看得见的手”推动“看不见的手”灵活自如运作，因此才有了浙江经济的万紫千红。如杭州的信息产业，政府高度重视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的主体作用，同时又积极营造良好的产业生态环境；出台27条人才新政、设立了20亿元的信息经济产业投资基金、建立了企业“一对一”服务专员制度等，通过一系列精准服务为杭州信息经济生态圈的完善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又如浙江的金融环境，浙江在打破融资门槛、“解渴”中小微企业融资方面领先一步。在浙江，有温州金改、台州小微金融、宁波保险业改革三大国家级金融改革试验区。此外，绿色金融、农村金融也在城乡之间“开花结果”。

　　经济学家吴敬琏曾说，杭州是中国最有可能成为硅谷的城市。在他看来，杭州具有行政干预少、观念新、机制灵活、高校科研实力较强、气候和生态环境好等综合优势。若此，一个服务型的政府积极营造市场主体与创新主体能够自如生长的环境，终使成千上万勇于创业创新的企业主体脱颖而出。这样的经济生态——“浙江生态”能不超越以往的“温州模式”与“苏南模式”，成为中国经济界最值得借鉴与品位的新生态？（作者系浙商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浙江省作家协会会员、《钱江侨音》审读委员会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