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田人移民巴西及其创业简史

青田人移民巴西及其创业简史

——郭秉强《巴西青田籍华人华侨纪实》节录（上）

　　[编者按] 巴西侨领、知名艺人郭秉强先生的力作《巴西青田籍华人华侨纪实》（内部出版）一书收集和记述了巴西青田籍华侨华人的大量资料，甚为珍贵。迄今的青田华侨研究，绝大部分是欧洲一域的，美洲长期是“处女地”。郭著展拓出一爿新天地，展示了新域情，是对全面研究青田华侨华人这个独待侨群的极好贡献，这里选登了该书的主体部分。大标题是编者加的，章名稍作变动，节名不变。

　　中国自清朝咸丰（应是道光后期或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编者注）以后人，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外国列强血淋淋的魔爪纷纷伸向中国，垂涎欲滴，企图瓜分中国。从此，华夏大地军阀混战及围绕着民族命运、国家存亡的反帝斗争和国共斗争频繁。神州大地、战火弥漫，炎黄子孙罹难深重!

　　地处浙南山区的青田县，本来就是九山半水半分田、秃山瘠土的穷山沟，再加上连年战火的殃祸，污吏豪绅的欺压，蟊贼四起的危害，使青田百姓挣扎在贫苦的泥坑中。因此，阜山、山口、方山、油竹等地有许多青年从十七世纪，就开始携带青田石刻背井离乡，飘洋过海到欧洲去寻求出路。

　　然而，欧洲并非天堂。由于当时一穷二白的旧中国，国际地位极低，中国人一直被歧视为“东亚病夫”。在中国土地上的外国人，竟敢肆无忌惮地挂起“华人与狗不得人内”的牌子，那么，在欧洲土地上的中国人所遭受到的欺辱和欺压，就不言而喻了!哪些在欧洲街头叫卖做小生意的青田人，更加难逃悲惨噩运，每天所挨的拳头和皮鞋亦无法计算，他们只得忍辱地承认自己为“皮鞋踢”!“皮鞋踢”，这三个象征着欺辱和悲辛的字眼，犹如炽热的烙铁，灼伤了好几代人的心灵。“龙窝不如狗窟”、“出门一里不值自屋底”这些青田民间谚语和“树高千丈叶落归根”的传统观念，与他们外出寻求出路的心愿，产生了极大的心理矛盾。因此，他们大多数人熬过若干年后，稍微赚点钱，就想回国，都不愿在外国扎根。　

　　部分人悉闻巴西是块乐土，巴西人善良厚道，社会安定，没有歧视华人的现象。同时欧洲又出现严重的经济危机，社会混乱，生命与财产随时都受到威胁。于是，在一九一 O年前后纷纷转入巴西。此时也有少数人从国内直接前往巴西。从此，在巴西的国土上洒落下代代青田华侨的血汗……

第一章 民国建立至抗战爆发时期

(1911-1936)

第一节 第一批迁徙巴西的青田华侨

　　最早到达巴西的青田籍华人

　　油竹人陈瑞丰、邱仁丰、阜山黄寮人叶秀明于一九一O年前后移居巴西(因具体情况不明，无法记述)，稍后，于一九一五年，王益宗、徐志仁抵达巴西，均为最早到达巴西的青田籍华人。

　　王益宗，男，阜山前王人；生于一八七七年，卒于一九六六年。徐志仁，男，阜山木桥头人，生于一八七七年，卒于一九六二年。两人同乡同年，从小意气相投，情同手足。他们的家乡——阜山，地处高山地区，山秃土瘠，百姓贫穷。许多人不甘其苦，曾携带青田石刻到欧洲谋生，他俩从小深受影响，早就萌发跳出山沟去闯天下的意向。但是，欧洲“皮鞋踢”三字，也无情地灼伤他俩的心灵。因此，于一九一四年一起从上海登上前往阿根廷的日本轮船，在海上飘泊两个多月到达阿根廷。他们的护照是由中华民国政府签发的。

　　翌年(1915年)，由阿根廷政府签发护照一起转入巴西。徐志仁在里约热内卢落户，王益宗前往愉港市落户。从此，两人开始含辛茹苦、发奋创业的第一步。　　两人先后在里约热内卢病逝。王益宗享年89岁；徐志仁享年85岁。

　　第一批迁徙巴西的青田籍华人

　　B．B．沃列斯基和A．H. 格格林金所著的《巴西》一书中，记录巴西移民情况：“1890年— 1900年移人巴西的人数达到一百十二万五千，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移民人数稍微下降，但在1928年-1933年世界经济危机前，又开始激增。1920年-1930年间，有八十三万五千人移入巴西”。这些移民大部分来自欧洲各国。

　　一九一五年以前，移人巴西的青田籍华人不多。一九二O年以后，在欧洲大量向巴西移民的影响下，青田籍华人也纷纷向巴西迁徙。由于他们相继而来，时间相隔不远，以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又长期中断移民，故将此时期迁徙巴西的青田籍华人划为第一批。

　　这时期移人巴西的青田籍华人大约有九十多人，因资料匮缺，现只能了解到88人的名单。居住里约热内卢的大约有六十七人(名单,略)

　　当时由于中国的国际地位低，他们迁徙巴西非常艰难，具有那个时代所决定的特殊性。徐伯岩出国巴西的艰难过程，就是当时所有青田籍华人出国情况的缩影。

　　徐伯岩，男，阜山人，生于一九一一年；一九二七年到巴西，当时年仅十六岁。 徐伯岩化了一百银元由周宝兴联系。周宝兴，男，阜山洋肚人，是当时上海“新鹤鸣旅社”接洽青田人出国的承办者。“新鹤鸣旅社”出面，以出国留学为名，包办护照等出国手续。在“新鹤鸣旅社”等了两个多月，才由周宝兴引徐伯岩上了一艘荷兰轮船，然后发给中华民国政府签发的护照。经过一个多月的飘泊，终于在法国马赛上岸，后由接头人送到巴黎。两个月后再由驻法国的巴西使馆签发护照，与桐桥人王进星，孙山人孙成福、方山人陈楚然坐轮船同往巴西。当进入巴西领海时，徐伯岩等四人全被巴西海关押送到一个无名小岛上进行严格的体检，主要检查沙眼，幸好四人顺利通过才登上巴西国土。

　　无名小岛上的体检，是巴西当局对华人一种藐视的做法，也说明当时中国的国际地位低，“东亚病夫”这顶帽子像座小山压得每个中国人难以抬头!

第二节 珠行业与餐馆业

　　珠行业的形成与发展　　　　这个时期，巴西的青田华侨，大多数从欧洲转来，他们在欧洲都卖过珠链。当他们到巴西来另觅出路时，都随身带了许多珠链过来，所以一到巴西，就两手挂满珠链上街叫卖。这种街头卖珠是绝大多数初到巴西的青田华侨主要的谋生方式。

　　如今的“提包”，是华人在巴西的一种独特经营方式。即手提一个大包或两个大包，里面装满巴西人所需要的货物，串家挨户，送货上门做卖买，人们习惯地称这种经营方式为“提包”。

　　此时，青田华侨上街卖珠的行业，就是现在“提包”的最初形式，为后来形成和发展“提包”经营方式奠定了基础。

　　据了解，一九一O年前后陈瑞丰、邱仁丰、叶秀明等人从欧洲转入巴西后，就开始街头叫卖珠链，是最早卖珠链的青田华侨。

　　从欧洲随身所带的珠链是极其有限的。开始时，他们从土耳其人的珠行里批发来珠链。后来，下林人吴仲儒首先开办家庭染珠作坊，但仍然解决不了货源问题。一九三 O年，在法国做批发珠链和各种珠的装饰品的陈育行(四都下陈人)转入巴西，在里约热内卢“拔拉斯其拉定其”(街名)74号租一间屋，做起珠行批发生意。由于在法国的两个兄弟陈育才和陈龙祥都是珠行批发商，源源不断地进货给陈育行，使陈育行的珠行成为当时街头卖珠者进货的中心，大大地促进珠行业的发展，街头卖珠的队伍也迅速扩大。后来，卖珠的方式，从街头叫卖慢慢地转变为串家挨户到巴西人家中去卖，销路很快地扩大了。卖买的货物，从单一的珠链也扩大到各种珠的装饰品，更受巴西妇女欢迎。这种串家挨户，送货上门的经营方式基本形成了，是“提包”发展中的第一阶段，即“珠链首饰”阶段。

　　可惜陈育行在巴西没有几年就因病去世。但在他的影响下，青田华侨做珠行业得到发展。最早是吴仲儒家庭作坊，没有工人，唯靠自己在家里染染珠而已，后来，很快出现多家青田华侨做珠的作坊。主要有季宗光、吴本超、金元典、朱克勋等人的作坊。同时，有些人在卖珠过程中，赚了些钱发展成小珠店，如伍春和于一九三五年在“岙维宕”(地名)开设一间小珠店。此时的珠行业已有较大的发展。

　　但是，“提包”的方式，仍然是珠行业中的主流，因为它具有三大优越性，被绝大多数的青田华侨所接受。其三大优越性如下：

　　一、送货上门，任凭雇客自由挑选，便利雇客。同时还可分期付款，很受巴西人欢迎，容易与雇客建立感情，结为朋友成为常客户，雇客的关系网容易形成。

　　二、不需要店面和雇用工人，资本很轻，有多少本钱就可以做多少生意。

　　三、哪里生意好就到哪里去做生意；哪个季节畅销什么货，就卖什么货，具有较大的机动性和适应性。

　　但是，这种经营方式毕竟是小生意，具有明显的局限性，很难使事业形成大气候。

　　餐馆业的兴起

　　餐馆业是这时期青田华侨从零发展起来的另一个主要行业。

　　进取意识是每个创业者的普遍意识。很多人从卖珠行业中获取一定资本后，不甘永做“提包”小生意，便产生另辟途径来发展事业的意向和决心。当时有一部分人就选择了餐馆业。

　　最早从事餐馆业的是徐志仁、叶秀明、邱仁丰三人。他们大约于1925年下半年，在里约热内卢RUA BARAO DEMEQUITA大街租了一间屋，合资开办一间规模很小的、以送餐为主的“平松”(译音)，即没有店面的家庭餐馆。这是巴西青田华侨的第一间餐馆。

　　此后不久，陈瑞丰也开了一间小餐馆——“瑞丰餐馆”，这是青田华侨第二间餐馆。

　　大约在1930年前后，徐志仁等三人都赚到一定的资本，“平松”这个起点就失去它应有的意义了。于是，三人各自单独开办餐馆。徐志仁在对港CENTRO区市RUA COCEICAO大街57号开了一间“凤兴餐馆”(NITER01)，生意很好，成为当时青田华侨中最大最兴盛的餐馆。叶秀明在中央车站旁边，邱仁丰在PRCAREPUBLICA先后各自开了餐馆，从此，青田华侨的餐馆业开始走上发展轨道。

　　此后，大约在1930年前后，吴仲儒与金元典合资在UROMECHES大街56号开了一间餐馆；大约于1932年前后，徐志仁又与孙正方、邱仁丰、叶秀明合资在吴仲儒餐馆附近60号增开一间餐馆；不久孙逢王在此处44号开了一间餐馆；四都石砻人留艺泉、方山人裘志贤各自在SANTANA先后开了餐馆；林竹明在对港开了一间餐馆，他的叔父在对港还开了一间洗衣店。

　　此时的餐馆具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低档次的小餐馆，其主要原因是这些人的财力和人力还相当不足。

　　这时期居住在圣保罗的青田华侨大约十几人，他们都是做“提包”卖珠的小生意，没有其他行业。

　　其时，除了部分人发展为餐馆、作坊的小老板以外，大多数人还是做“提包”卖珠生意，只有极个别人由于客观或主观的原因，只得在同乡人的餐馆里打工。这些人工资很低，白天吃餐馆乘下的食物，晚上搬开餐桌睡地铺，生活十分困苦，其中有不少人没钱回国成为“番邦懒”(青田民间俗称)。

　　这时期的青田华侨，生活非常勤俭艰苦。尤其是前期的人更甚。当时在他们中间流传着一句话：“风炉放在皮箱里提”。说明大多数都还没有稳定的生活，稍有条件的人，也是几个人合租一间房集体居住，如当时在里约内热卢ESTACIO 35号，一层楼有五间，除一间是一个葡萄牙人居住外，其他三间是陈洪进、陈秀元等八人的集体居住，一间小客厅里集体烧饭，整个客厅尽是无数的盘盘碗碗、刀叉筷匙、瓶瓶罐罐，杂乱不堪。后来此处却成了青田华侨经常聚集娱乐的中心。　

　　当时巴西城市的主要交通工具是两节车箱的有轨电车。前一节车箱的车费，为后一节车箱的两倍，每人为两百“海司”(巴币名称)，乘客必须西装革履，均是有钱人乘坐的。后一节没有这个规定，都是穷人乘坐的。当时的青田华侨都坐后一节车箱，出租小车更无人问津了。勤俭艰苦的优良传统，在当时青田华侨中已蔚然成风。

第三节 周继文与第一间进出口公司

　　青田华侨的第一间进出口公司是周继文开办的“周继文贸易行”。　　　　周继文，男，阜山周宅人。生于1897年，卒于1976年。 1926年，周继文随回国探亲的华侨王益宗来到巴西，两人随身带出许多温州十字绣花台布，在里约热内卢OVIDOBR“拗维宕”)租一间“写字楼”挂出“上海绣花店”的招牌。这是第一间进出口公司的前身。

　　开始时，周继文以“提包”形式，背着台布，串家挨户去叫卖。王宗益负责店内的业务和财务。以后，他们的货源靠周继文的妹夫阜山陈宅人陈楚豪从温州“生生公司”批发来的台布，通过海运供应。陈楚豪实际上等于他们在国内的业务办事处联络人。

　　后来，青田华侨看到周继文“提包”做台布的生意很好，便纷纷向“上海绣花店”批发台布做“提包”生意。周继文和王益宗看到这个好势头，就抓紧时机扩大自己进货源路，除了扩大温州“生生公司”的业务外，还与广东汕头、山东烟台等地的一些公司取得联系，由对方将货物出口巴西。同时还增加货物的品种，其中主要有上海抽纱、湖南湘绣、温州瓯绣等工艺品。此时“上海绣花店”由周继文单一以“提包”台布，逐渐转变为专门批发各种绣花台布和各种绣花工艺品的经营方式。由于“上海绣花店”这一较大的变化，促进了“提包”行业的队伍迅速扩大，大凡没有开店的青田华侨几乎全都做“提包”台布的生意。同时，随着“上海绣花店”货物品种的丰富化，“提包”者的货物也随之丰富起来。从而，使“提包”这一特殊的经营方式得到迅速发展，进人“提包”发展史的第二阶段，即“绣花台布阶段”。　

　　1935年周继文和王益宗分店后，到圣保罗开创“周继文贸易行”，扩大批发业务，当时香港的“汕头公司”、“公兴公司”、“昌文公司”都与他有业务联系。抗日战争初期，国内海运被截断后，这些公司就成为周继文主要的进货点。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香港这些公司的海路又被截断，葡萄牙“依列本台拉”成为周继文主要的进货点。　

　　在“周继文贸易行”的推动下，里约热内卢和圣保罗做“提包”台布的华人越来越多，包括来自中国各省的华人，使“提包”这种特殊的经营方式，日臻定型，社会地位日趋巩固。“上海绣花店”和“周继文贸易行”都起着发展“提包”行业的催化剂作用。　　

　　1948年前后，国内解放战争进入最后阶段，国民党在大陆的政权已摇摇欲坠，新生的政权从中华大地的地平线上，将喷薄而出。此时上海和东北许多资本家，由于时代的局限性和政治的偏见，对新生政权不了解，纷纷将自己财产疏散海外。上海资本家钱志宁就是一例，他将自己造纸厂的全部设备及150多名工人，其中包括十多户家属，用一艘大轮船运往巴西里约热内卢，欲想重新复厂。但是，人地生疏、语言不通、文字不识及各种不利的客观条件都孵化为沉重打击造纸厂的因素，使之遭受惨重亏损，最后不得不宣告破产，卖掉工厂，遣散全部工人。被遣散的这一百五十多名工人和十多产家属，为了生活只好都加人“提包”行列之中。其他疏散到巴西的中国资本家也有雷同的情况。因此，当时的“提包”生意空前兴盛。周继文的“周继文贸易行”，随着这一特殊形势的出现，也获得特殊的生机，很快就趋向空前昌盛的顶峰时期。

　　1953年前后，是“周继文贸易行”最兴盛的时期。单从进货的情况就可以得到证实——

　　1951年，周继文许多亲属从中国到巴西都随身为他带出好几批台布。

　　1953年至1954年，周继文的亲友朱毅、陈超、朱铭直、吴朝英、陈政、朱正欣等人，每人至少都有十几箱台布作为行李从香港运给他。

　　周继文自己每次从香港等地进货，至少都有20多箱台布和十多箱瓷器，总共价值都在六万美元以上。1953年，陈超单从香港为他带出的台布，本钱就值四万八千多美元。

　　“周继文贸易行”的盛况就可见一斑了。周继文的社会地位和声誉也跟着提高，是当时圣保罗“中华协会”的创始人之一，首届“中华协会”的会长。

　　但是，“周继文贸易行”从抗日战争时期始红，直到五十年代中期当刚刚攀上昌盛的顶峰后，就好景不长了。主要原因是那些从国内疏散出来的资本家和国民党官员，看到周继文的盛况，同时也看到这具有巨大吸引力的台布生意和已经形成的庞大的“提包”队伍，便纷纷开办各种绣花工艺品工厂和台布的批发公司，周继文的竞争对手骤然剧增，而且都是具有相当实力和能力的劲敌。

　　当时主要的竞争对手有廿多间台布批发公司，其中有原国民党东北财政厅厅长李肖同、东北资本家李星、李程、曲元堂、上海资本家应学本、山东资本家宋福庭、毕务国、陶遵选、周学倜、温州资本家李友三、陈政、仇朝豪等人，都是具有强大实力的主要竞争对手，周继文此时的艰难处境，可想而知了。　

　　在长期的竞争拼搏中，周继文虽然也作过拼命的努力，力图挽回败局，无奈财力和能力都不能适应，无法挡住已经扑面而来的、汹涌而迅猛的巨大冲击力，逐渐感到力不从心，精疲力竭了。从此，“周继文贸易行”开始滑坡，日趋萧条。到了五十年代末，已明显地呈现出一蹶不振的败迹。

　　此时，“提包”的生意却得到空前发展。然而，周继文的“周继文贸易行”反而临濒最后命运的边缘。

青田华侨第一间进出口公司——“周继文贸易行”，从1935年开始，经过三十多年的浮沉，从小到大，从大到盛，又从盛到衰……最后于六十年代后期，拉下悲剧的白幕而隐人历史!

　　然而，周继文对促进“提包”这一特殊的经营方式的形成和发展，有着不可磨灭的功绩，任何人也取代不了!

第四节 “巴西王”——王益宗

　　王益宗，男，阜山前王人(1877年—1966年)。魁伟健壮，性格豪爽，豁达大度，思维敏捷，善于社交，在青田华侨中是一位广获榆杨，深孚众望的华侨，人称“巴西王”。1915年他与徐志仁从阿根廷转人巴西后，到南方愉港安家落户。在愉港看到气候凉爽，巴西人普遍喜穿毛线衣，启发他创办一间绒衫厂，生意兴隆。几年后了不少钱，于 1925年回国探亲。1926年偕同阜山周继文回到巴西，在里约热内卢“岙维宕”(OVI— DOR)租了一间“写字楼”与周继文合营“上海绣花店”做台布生意。1935年与周继文分店后，与徐伯岩同往愉港另起锅灶做台布生意。1937年连同家属再回里约热内卢，在 PSA TIRADENTE(“拔拉沙其拉定其”)47号开了一间“蒙餐馆，成为当时里约热内卢最有声誉和最昌盛的快餐馆。

　　他创业的道路是坎坷的，也是平凡的。然而，他的一生却具有传奇色彩，在广大华侨心目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他的传奇色彩并非体现在他创业的成就方面，而是在于他一生广结朋友、乐于助人等社交方面。他的两个绰号“巴西王”和“散帚”，正是他一生传奇色彩的概括和写照。

　　他创业的道路是坎坷的，也是平凡的。然而，他的一生却具有传奇色彩，在广大华侨心目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他的传奇色彩并非体现在他创业的成就方面，而是在于他一生广结朋友、乐于助人等社交方面。他的两个绰号“巴西王”和“散帚”，正是他一生传奇色彩的概括和写照。

　　由于他性格豪爽，忠于义气，守于信用，敢为朋友两肋插刀，因此，他的朋友如云，上至中央政府大员，下至社会小民百姓。

　　愉港是工党的根据地。王益宗初到愉港时，就与工党的许多头头结为朋友，交际甚深。1930年工党领袖石砣龙革命成功取得政权后，他的这些朋友都成为当时首都里约热内卢中央政府中的官员。其中一位很突出的人物，就是当时的外交部长，他的女儿还拜王益宗私人律师为亲爸，与这位部长交谊很深。

　　1937年王益宗租了巴西人一间店开“卡蒙餐馆”。不久房东将店转卖给巴西银行拆建，由于王益宗竭力抵制，使该银行束手无策，后又转卖给市政府拆建，面对市政府的强大压力，王益宗镇定自若，通过外交部长的兄弟在市政府内稍微斡旋，就化险为夷，转危为安，说明他的活动能力是大的。

　　1933年，有一位山东籍的侨胞有很多物资被里约热内卢海关扣留，只好救助于王益宗。王悉闻后，立即疏通关系，很快解决问题，使这位山东侨胞感激万分。

　　不论是巴西人或中国人，只要有求于他，他都欣然应诺，何况是青田同乡们的困难，他更加视为自己的困难，主动竭力地去帮助解决。油竹人朱仁楚，老实厚道，没有文化，终身打工糊口，身五分文，毫无积蓄，到老还是光棍一条成为“番邦懒”。王益宗知道后，就带头资助并发动青田侨胞集资，使他于抗日胜利后回国。

　　正因为他在巴西社会中神通广大，活动能力强，又凑巧姓王，故侨胞们以崇敬的情感送他一个美名——“巴西王”。

　　在帮助别人解决困难的过程中，一切应酬费用均由求助者负担。但由于他性格豪爽，气派大方，往往没有考虑到求助者经济承受力，常常出门坐小车(出租车)，请客进大馆，使求助者增加费用。在当今社会上这种气派算不了什么，但在20年代和30年代时，青田侨胞的经济还不十分可观，况且，几千年中国勤俭艰朴的传统观念，在人们头脑中还是根深蒂固的，王益宗这种超前的意识和气派，与当时人们这种传统观念，当然会相悖不合，发生抵触。有些人看到问题得到解决是高兴的，感激的，但看到被花去的钱又是心疼的。因此对王益宗便产生又敬又怨的矛盾心理。不过这种“怨”是一种在感情上感到美中不足的反映，并非是恶意冲动的心态。“散帚”这个绰号，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悄悄产生的。

　　这个绰号却无意中体现一种亲切感，正如一个年轻的妻子俏骂自己心爱而又淘气的丈夫为“小冤家”一样。因此王益宗也非常乐意接受，后来，下辈的都叫他“散帚公”或“散帚伯”、“散帚叔”同辈的都叫他“散帚兄”。久而久之，这个绰号就成为他的名字了。

　　王益宗又是一位爱国华侨。抗日战争期间，他建议当时中华民国政府驻巴西的公使王功式，发动广大侨胞在一个俱乐部里做馄饨义卖，他自己带头参加，积极帮助发动，使义卖顺利开展，体现了海外赤子拳拳爱国心。

　　王益宗还多次发动侨胞踊跃购买“救国公债券”和“建设公债券”支援祖国抗日。

　　历史是最公正的；人民是最正直的。只要你对历史、对人民有所贡献，历史会永远记住你，人民会永远怀念你的。王益宗是一个平平凡凡、普普通通的华侨，由于他一生助人为乐，爱国爱乡，他的名字一直在历代青田华侨中传颂着。1966年，他病逝于里约热内卢，享年89岁。从此，青田侨胞失去一位兄弟般的知心朋友。

第五节 “同行怨”的教训

　　“同行三分怨”是阶级社会的必然产物，是小农经济旧意识与市侩主义旧陋习所结出的一种恶果。

　　这时期，在巴西青田华侨的小森林里，也结出这种恶果，有人吞食其果后，遭到不等量的损失和灾难。这是历史的教训，应载人史册作为一面镜子传送给后人，借以警鉴!

　　1920年以后，当曙光照亮青田华侨餐馆业的大厦时，它的后面同时也出现一截可怕的阴影，这就是当时餐馆业中的“同行三分怨”。

　　当时比较突出的餐馆有徐志仁、叶秀明、吴某某等人的餐馆，在餐馆业的竞争中吴某某由于狭隘的旧意识激化了他的嫉妒心理，于1926年某日，将鸦片偷偷地塞进叶秀明的口袋里，使叶秀明蒙受吸毒的罪名，坐了牢间。其后，吴又将鸦片托徐志仁的干女儿 (巴西人，已获吴的好处)，暗藏在徐志仁的“凤兴餐馆”内，幸亏及时发现，免去一场灾祸。

　　一个矛盾产生后，如不及时化解，会激化更多的矛盾，波及更多的人。餐馆业中“同行怨”的旋涡，从此以后就卷进更多的同行者。大约在1930年，几个青田华侨结伙发难，欲置吴某某于死地，幸亏同乡人林桂三及时赶到救护，才避免一场人命大案。

　　在吴某某56号餐馆附近，增开的60号和44号两间青田华侨的餐馆，也是“同行怨”所产生排挤心理的产物。

　　餐馆业如此，珠行业亦非平静。

　　１933年，珠店老板伍春和把从陈育行公司批发来的珠链挂在店门口，而将吴某某珠作坊的珠链挂在店堂里。为此，吴某某认为伍春和歧视他，给他难看，从此产生成见，经常发生磨擦。其中最值得警鉴的事件，是吴某某贿赂伍春和妻子的母亲(巴西人)，令她恶化夫妻关系，后乘伍外出做生意时，将其财物盗劫一空，远走高飞。事后，伍在没有足够证据的情况下，去责骂吴某某，从而激化冲突，吴拿出铁条暗击伍的身体，为此一场官司打了好几年，最后还是不了了之。结果两人得到的是什么呢?并非是胜利者的金杯，而是两人差点破家荡产，财力损耗殆尽!

　　“拉尿旺”也是阶级社会的一种必然产物。即看到别人拉尿，你也去拉尿，大家一哄而起都去拉尿，结果得到的是满地臭哄哄的尿。这是青田民间广为流传的一句话，它比喻商业界有很多人自己没有创造性，又不去动脑筋，看某人某种生意好，就一哄而起都去做这种生意，结果大家都没有了生意。这种现象在这个时期也有存在，相对地起了阻碍事业发展的作用。

　　“同行怨”的问题，正揭示一个真理：民族的团结，才能使民族兴旺发达，强大无比。

第六节 “叶落归根”的人

　　“树高千丈叶落归根”，是中国几千年以来形成的一种传统观念。这种观念有其光彩熠熠的一面，那就是眷恋故土，体现深厚的故乡情。但也有其消极而灰黯的一面，这就是束缚了人的思想，产生了守旧和易于满足的意识，从而影响了事业的发展。

　　在这个时期，大部分青田华侨的头脑中，这种观念是比较强烈的。他们只要稍微赚点钱，就想回国，不愿在巴西买屋买店扎根发展。因此，这时期的餐馆业，刚开始时发展的趋势很快，到后期就很难得到较大的发展了，有的甚至很快就夭折于摇篮中。陈瑞丰于1918年以后开了一间“瑞丰餐馆”，生意较好，赚了些钱。此时他已与巴西人结婚有了两孩子和一个美满家庭，但他感到满足了，于1925年就偕同老婆孩子一起回国，刚刚发展起来的“瑞丰餐馆”仅六年便消声匿迹了。

　　在这种观念驱使下，80％的青田华侨都想回国。据这时期一些至今还健在的老华侨回忆估计，当时回国的大约有30多人，现只能了解到20人。(名单,略)

　　另有很多人欲想过几年再回国，因抗战开始交通中断，无法回家。据估计大约有40多人，其中有30多人后来与巴西人结婚。

　　“叶落归根”这种思想观念体现了这一代人的时代局限性。因此，使这代人的事业后来逐渐衰落。但他们的下一代情况截然不同，有的成为百万富翁拥有相当可观的产业。其主要原因：

　　一、由于时代不同，客观条件有利他们；

　　二、没有“叶落归根”思想，都愿在巴西扎根发展自己的事业，视自己的事业为千秋大业而奋斗终身。这就是两代人的不同特点。

第二章 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时期

(1937-1949)

　　1937年至1949年，中国正处于八年抗战和三年解放战争时期。

　　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半壁江山惨遭日寇铁蹄的蹂躏，锦绣河山被糟蹋得疮痍满目，腥风千里，处处是断坦残壁，腐殍漫野。中华民族面临着亡国灭族的威胁!为保卫祖国，举国上下，刀光剑影，浴血奋战。

　　其时，巴西的华人和祖国同胞一样，大义凛然，高举抗日救国义旗，捐资支援祖国，大振了中华民族的威风，大强了中华儿女的志气，涌现出许多可歌可泣的人与事，为这段多灾多难的历史谱写下一首悲壮的进行曲，增添了瑰丽灿烂的一页。

　　但是，也有不少华人认宗日本，不敢承认自己是中国人。

　　最后胜利总是属于正义的一方。八年抗战，中华儿女赢得了民族的尊严。中国这头东方巨狮在战火中得到了锻炼，站起来了!此时，巴西的华人无不兴高采烈，扬眉吐气。那些原来认宗日本的败类也归宗认祖了。一个民族的强盛和衰弱，关系着该民族多少人的生命和气节!

　　巴西的青田华侨那颗被冰封了八年之久的心，犹如被春风娇阳融化了一样，普遍要求回国探亲。但从喜悦的背后又压过来滚滚狼烟，解放战争爆发了!回国探亲的愿望复成泡影。

　　整整十几年，巴西与中国及欧洲的通途被战火烧断，几乎没有一个青田人来巴西；巴西的青田华侨也不能回国归根。这个特殊的时代，决定了巴西青田华侨这段历史，具有不同于其他时代的特点：

　　 一、已经发展起来的事业，趋势减慢了，主要表现于数量方面；

　　二、造就了许多具有血性的爱国志士；

　　三、是历史上，与巴西女人结婚成家最多的时期。

第一节 “卡蒙餐馆”与餐馆业

　　从1915年出现“平松”家庭餐馆以后，所有发展起来的青田华侨餐馆，都是在人力和财力极其薄弱的情况下白手起家的。虽然初期的趋势很好，但毕竟是先天不足，到了这个时期每个餐馆都出现“虚症”，使每个老板都看到了解决人力和财力不足的必要性，因此，更加迫切盼望中国的亲人到巴西来帮忙。可是整整十几年由于战争断绝交通，以致愿望变为泡影。同时“叶落归根”观念，也削弱了他们的进取心，很多人面对当时的现实，等待着战争停止能够回国的机会，一直等待了十几年。因此，这个时期的餐馆大多是维持原状，在很长时间内几乎没有增加和扩大。有些餐馆虽然有某些方面自身完善和发展，比如增加餐桌、扩充少数设备，增加食品种类，装修店面等等工作，这都是前阶段餐馆发展趋势的惯性，在这时候发生作用。这种惯性主要表现在这些老板经营经验逐渐丰富和拥有一定的经济余力。

　　这时间各餐馆的情况大致如下：

餐馆老板

餐馆地址

餐桌数

每天顾客数

工人数

徐志仁

对港“凤兴餐馆”

16桌

400人左右

6人

叶秀明

中央火车站旁边

23桌

400人左右

11人

孙逢王

RUA LAURO MECHES 44号

20桌

500人左右

9人

吴仲儒

金元典

(合营)

RUA LAURO MECHES 56号

十几桌

500人

7人

徐志仁

四人合营

RUA LAURO MECHES

44号

20多桌

600多人

10人

留艺泉

RUV SANTANA

10多桌

300多人

5人

林竹明

对港

10多桌

300多人

3人

邱仁丰

PRACA REPUBLICA

20多桌

400多人

6人

陈瑞丰在1925年回国后，其餐馆就辍业消失了

　　陈瑞丰在1925年回国后，其餐馆就辍业消失了　　从以上情况来看，这些餐馆都是属于低档次的小餐馆，它们的对象都是巴西社会基层的劳动大众，经营的都是巴西便餐。

　　1937年，王益宗在“拔拉沙其拉定其”47号开了一间餐馆取名“卡蒙”。王益宗也因为人力和财力的原因，“卡蒙”很难起色，生意平平。针对这个现实问题，王益宗敏捷地感到倘若不解决人力和财力这两个问题的话，是无法使“卡蒙”振兴起来。同时，他也客观地看到自己孩子小、积蓄薄，觉得非与他人合作不可。于是，他就选择忠厚能干、与自己从小就意气相投的徐志仁和善良守信的孙逢王，作为自己的合作伙伴。合作后，他们实施了三项措施：　

　　一、扩大店面。买下隔壁毗连的49号店面，与原47号餐馆店面合并为一。

　　二、装修店面。请当时在巴西留学的顾福琪装修，“卡蒙”面貌焕然一新。

　　三、增设中国式快餐。在原来经营巴西便餐的基础上，再增设中国快餐，每份快餐四菜一饭，其中有牛肉、鱼、青菜、黑豆或鸡肉、香肠、马铃薯、青菜等，总之都有两荤两素。

　　由于“卡蒙”价廉物美，数量充足，供餐迅速，再加上服务热情周到，很受巴西人欢迎。40多张餐桌，每桌至少四人，几乎天天满座，平均每天达1000多客人，16个工人忙得不亦乐乎，是当时里约热内卢最有声誉的快餐馆。

　　至今，许多老一辈的巴西人，对“卡蒙”仍记忆犹新。当他们与中国人谈及“卡蒙”时，马上竖起大拇指连连叫好。同时还能背诵当时社会上流传有关“卡蒙”的民谣。现将这首民谣译意如下：

　　其拉定其“卡蒙”餐馆，(“其拉定其”为街名)吃饭只要两个铜板，菜有四大碗，牛肉“非荣”(黑豆)饭， 还有“沙拉塔”(生菜)， 桌上还有一罐“门唷卡”，(伴饭的“树薯粉”)吃罢又送你一条“巴那那”(即香蕉)。

　　当时所有餐馆都没将“门唷卡”放在桌上任顾客自由享用，大多作为一种菜让顾客挑选，“卡蒙”将此粉任顾客自由享用，还是首例，这也是者他们一项小改革。 由于“卡蒙”的兴盛，使王益宗、徐志仁、孙逢王的社会地位也提高了，被侨界公认为华侨中的麟凤龟龙。

　　四十年代后期，青田华侨的餐馆业开始滑坡，至六十年代全军覆没，“卡蒙”也难逃噩运

　　以上都是里约热内卢的情况。圣保罗青田华侨，此时没有餐　　　　　　　　　　　　　　　　　　　　　　　　　　　　　　　　　　　　　　　　　　　　　　　　　　　　　　　　　　　　　　　　　　馆，仍做“提包”生意。

第二节 提包的“黄金珠宝阶段”的形成

　　与季宗光的染珠作坊

　　一九三五年周继文和王益宗分手后，在圣保罗开办“周继文贸易行”批发台布，使圣保罗的台布提包行业获得生机。但对里约热内卢的提包行业却是一个沉重打击，因为失去一个进货源路。很多人虽然能获得圣保罗“周继文贸易行”的货源，但客观上已为他们进货造成许多困难，因为圣保罗与里约热内卢相距四百多公里。在这种情况下，有些人开始向卖黄金首饰的领域探索了。首先是高岗人卓学武大约于一九三七年“提包”卖黄金首饰，接着有很多人也跨进这个行业，其中包括台湾等外省华侨及巴西人。从此，“提包”发展史开始向第三阶段——“黄金珠宝”阶段转化。

　　然而，“提包”卖黄金首饰和珠宝生意需要有相当大的本钱，故大多数青田华侨望而生畏，不敢参与，他们都在珠链、台布、黄金首饰生意的十字路口徘徊。原来那些青田华侨的染珠作坊，在“上海绣花店”和陈育行珠链批发公司两颗大树下，很难竞争到阳光，再加上染珠技术不过关，一直得不到“提包”者和社会消费者的青睐。此时，两株大树在里约热内卢消失了，这些作坊就应运而起，使大多数在十字路口徘徊的青田华侨“提包”者又回到珠链生意的大道上来，染珠作坊亦获生机。当时里约热内卢有吴仲儒、季宗光、吴本先、吴本方、吴本超、金元典、孙正方、吴林然等人的染珠作坊；圣保罗有洪汉宸、孙振兴二人的染珠作坊。这些作坊都是小规模的，全是家庭作坊，靠自己一家人利用半成品染珠色而已。后来能够发展为造珠工厂的，唯独季宗光。

　　季宗光的工厂，刚开始时，只有三个工人，最兴盛时，有17个工人，是青田华侨中最大的工厂。发了财的季宗光，于1944年买了第一辆小轿车，这是青田华侨中第一个拥有小车的人。不久又先后买了四座屋，其中包括现在的住房，以及一座别墅。1951年又买了第二辆小轿车，成为当时华人中很有声誉的人。

　　季宗光的珠行业是怎样发展起来的呢?

　　他紧紧抓住当时里约热内卢出现的良机是一方面，更主要的是他凭着自己的智慧闯过一道染珠技术的大关。

　　季宗光，号伯华，方山人，生于1905年，卒于1972年。十八岁就到欧洲闯天下，先后在德国、瑞士、苏联等国做皮革生意。1936年从欧洲迁徙巴西定居，1938年办起染珠的家庭作坊。由于对染珠没有经验，和其他作坊一样，染成的珠与真的珍珠相比，委实寸木岑楼、有天渊之别。因为真的珍珠有其亮晶晶的珠光，在珠光中又闪烁着各种色彩的光华，而他们染成的珠，虽有一定的亮度，但没有珠光，更没珠光中的光华。因此，这些作坊都处于原始状态，难以发展。

　　季宗光虽没读过书，但天赋聪颖，对各种事物的观察，具有敏锐的铨察能力。有一次，他偶然看到鱼鳞闪烁的光华与珍珠的珠光很相似，便利用鱼鳞作试验。无数次的失败没有使他灰心丧气，从中却积累了成功的经验，终于实现了心愿。以后他就是利用鱼鳞再加上几种化学物品在一个小瓷罐中制成酱状的染料，所染成的珠大可以假乱真，真假难辨。可惜季宗光没有将这种技术和配方传给后人，大概是因他的后人没有从事这种行业，也可能这种行业从六十年代以后，被其他所兴起的行业取代，他也不在乎这些技术和配方了。

　　此时，居住在圣保罗的青田华侨仍然是十几户，没有增加，他们大多做“提包”台布生意。珠行业一直处于林寒涧肃的状况，从未出现过兴旺时期。除了洪汉宸和孙振兴二人办起染珠作坊外，只有邱德兴做皮革生意，孙定连做哨头生意(巴西箫的叫头)，除此之外亦无他业。

　　当时在圣保罗“松树翁”(SAO JOAO)大街有一座大楼，二楼居住着傅赞襄、徐贵武、林桂三、夏兴、徐则然等人。他们集体住宿、集体办伙食，过着集体生活，成为圣保罗青田华侨抄麻将、打沙哈、聚集聊天打发日子的娱乐场所，甚至连里约热内卢的青田华侨到圣保罗时，都在此吃饭住宿，至今在老一辈青田华侨的记忆中，仍占有清晰而重要的位置。

第三节 时代所塑造的人

　　“九一八”以后，中华受侵。无数的中华儿女，虽然用自己的血肉筑起了新的长城困住了日寇，然而所付出的代价是空前绝后的，这就是千百万人民的生命和鲜血，并写下了浩气长存的不朽史篇!

　　由于远在西半球的巴西，看不到中华儿女奋起抗日救国的壮烈事实，社会上天天都有这样的消息报道——

　　“中国的武器古老，昨天又丢了许多土地”；

　　“中国人不会打仗，X战役战死多少人”；

　　“强大的小日本战胜了无能的大中国”；

　　……

　　社会上还有许多巴西人看到中国人就大叫：“MARRKECO”(只会叫的鸭子)；或“CHINA—PAV"(只会拿棍子打仗)。

　　这些报道与言论，犹如一把把带血的刺刀深深地扎进巴西华人的心里。民族的尊严被毁，国家的声誉被毁，华人的自尊心被毁!悲、愤、痛、怒像四根绳索绞碎了他们的心!

　　这个特殊的时代，这个特定的环境，必然会塑造两种人的形象——

　　大多数华人义愤填膺，同仇敌忾，奋起募捐活动，支援祖国抗日；

　　少数华人丧失民族气节，不敢承认自己是中国人，反而认宗日本。

　　前者是时代塑造的高大形象；后者是被时代过滤出的民族余渣。

　　此时，巴西的青田华侨，没有一个是被时代过滤出的民族余渣。他们每天都在打听着祖国和家乡的消息，为祖国和民族的存亡而担忧。当时季宗光的家就成为他们经常聚集谈论国家大事和打听消息的中心。他们还尽自己的力量，拿出囊中有限的血汗钱捐给祖国抗日。现略举数人事例为斑，即可见其全豹。

　　周继文(阜山人)。四处发动侨胞募捐抗日，带头购买各种“救国公债券”一万多美元。并向“中国抗日红十字会”捐献一辆救护车。同时还看到国家挨打的主要原因是国家的落后，是教育事业和科学不发达所造成的。因此他在这段时间里不断汇钱资助青田唯一的一所中学——阜山中学。后因海运中断(当时没有空航)，驻圣保罗的中国领事馆也断了经济来源，其时他汇钱方式是：领事馆的每月开支由周继文负责支付，领事馆将其数目电告中国外交部，由中国银行再将钱如数汇至阜山中学董事会。据初步统计，先先后后共资助约两万多美元，阜山中学那座教学大楼和实验室及里面全部设备，都是周继文汇钱建成和购置的。

　　伍春和，四都仁庄人。踊跃购买各种爱国公债券，据不完全统计大约有一千多美元。遗留至今的许多债券中，有“救国公债券”一百五十美元，民国二十七年发行的“金公债”六十美元、“建国公债券”一百美元、“甲种节约建国储蓄券”国币两千元。

　　王益宗，阜山人。1940年建议驻巴西中华使馆王功式公使，在巴西某俱乐部里做油炸馄饨义卖，同时帮助发动几百华人，参与义卖所得的钱全部捐献给祖国抗日。通过这次义卖活动，教育了巴西华人，激发了大家的爱国热情。每次捐资活动，他都积极帮助发动和带头参加，他全部精力和时间都投入这些捐资抗日工作之中。

　　吴仲儒在这国难当头之际，首先提出“消除一切私人怨仇，中国人要团结，青田人更要团结”。在他这种精神影响下，青田华侨出现空前团结的局面。同时，他还积极参加各种募捐抗日活动。

　　这时期，青田华侨的爱国热情非常高涨，他们的精神和事迹，为青田华侨的历史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第四节 一个普通华侨的历程和形象

　　伍春和，仁庄人，是巴西里约热内卢一个普通华侨。他从一个普通农民，逐渐成为里约热内卢青田华侨中拥有几十人的伍姓家族的创建人，他的历程和形象，在青田华侨中具有一定的典型性。

　　他于一九OO年出生于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一九八八年在里约热内卢病逝，享年八十八高龄。

　　八岁丧母，祖母年迈多病，父亲老实体弱，哥哥伍锡和仅长他三岁，还有一年幼无知的小妹妹。一家老小全靠租种宗祠十担山田过活。兄弟俩还只有犁耙高的时候，就成为这个家庭的主要劳动力。

　　十三岁跟随哥哥伍锡和出去打铜谋生。由于年轻手艺未精，生意不好，从未饱餐过一次。白天饥肠辘辘地挺着干活，晚上睡在破旧的庙内，还得咬紧牙关，将省下来的钱寄回家去养活家中两老一小。兄弟俩年纪轻轻的就过早地接受人间严酷的折磨和考验。

　　如此沉重的生活包袱，无疑远远超出兄弟俩的承受力，但也砥砺了他们的意志。伍春和在少年时，就立下誓言：“吃尽苦头也要改变这个家庭，非富起来不可”。

　　几年打铜的流浪生涯，使他俩认识了现实——他们植根的这片土地实在太古老太贫瘠了，是无法实现誓言的，要想改变自己的命运，必须离开这片故土，另寻土壤植根。

　　于是，他们又开始踏上人生另一条坎坷的道路。

　　1923年，伍锡和先到了法国巴黎，1925年接伍春和出来，兄弟俩相会异国他乡，悲喜交集、抱头痛哭，可是伍锡和已办好去巴西的手续，第二天就分别了。从此伍春和在举目无亲的法国，单独与命运抗争。每天浑身挂满领带上街头、进酒楼，风雨无阻到处叫卖，吃的是一块小面包，喝的是一口清凉水，这一切他都忍受了。

　　1926年，伍春和到巴西。头一年就拼命“提包”做生意，几月后开始有了积蓄，意欲让哥哥先回国成家立业照顾家庭，自己在巴西赚钱为家里买田置屋。翌年(1927年)伍锡和便回国了。

　　伍春和以后没有食言。每年省吃俭用，将省下来的钱全数寄回去，抗战前就让哥哥在家乡建造了一座五间正大屋，买了一百多担田。抗战胜利后，在温州又买了一座屋、一间店、一百亩田、准备回家成家立业。后因哥哥变为地主坐了牢，田地房屋全被没收，才万念俱灰，死了“叶落归根”之心，在巴西娶了巴西女人成了家。前半生的心血和愿望就这样完结了。

　　勤奋是他的本色。在漫长的“提包”生涯中建立起一个较大的客户关系网，最多时共有三百户，其中一百多户是有十几年交情的老客户，能背出五十多户的电话号码。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从不间断“提包”。每天七时出门，摸黑回家。

　　诚意是他待人的原则。他视每个客户为己亲友。每逢佳节必备礼物相送。对有困难的客户还解囊相助。有一次，他去收帐，见此客户失业，手头困难，连孩子的学费都无法解决，伍春和非但不向她讨帐要钱，还将自己袋中的钱全数借给她。

　　青田方山人催益兴年老失业、终身光棍、孤苦伶仃。伍春和与他非亲非故，但每周日都请他到家中就餐，特地买鸡、肉给他吃。后来催益兴进孤老院，伍春和经常带着催爱吃的东西去看望他。催益兴后病死巴西，其丧事也是伍春和帮助办理。

　　待人之心足见真诚，这是老一辈华侨的共性。

　　他守信。他经常讲：“不讲信用，就无人格”。有一次他已答应一客户一瓶法国香水。此时他正在发烧，且自己又无货，只好拖着病体出去寻货，后如期送货到门，使这客户深受感动。

　　这些准则都成为他对下辈的家规训条。

　　1935年他发展了一间小珠店。五十年代后期，他将四个侄儿陆续申办到巴西，逐渐发展成伍姓家族，他是族长。

　　伍春和是一位爱国华侨。抗日时，踊跃参加各种募捐活动，共买了各种“公债券”一千多美元。他从自己的身世和艰苦的历程中，悟出一个道理：国家不富强，百姓受苦；国家落后必遭挨打，百姓更苦。他将这个道理经常教导自己的下代，希望都做一个真正的中国人。

　　在里约热内卢的青田华侨中，伍春和的成就，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华侨。通过伍春和的历程和形象，便可以看到当肘绝大多数青田华侨的历程和形象。

第五节 人生的喜剧与悲剧

　　青田华侨具有强烈的“叶落归根”观念。八年抗战使巴西与中国的交通切断，这种观念反而更加强烈，无奈客观现实不如人愿，只好强制自己，压抑这种观念的冲动，这是非常痛苦的。

　　日本投降的消息使青田华侨“归根”观念爆发出来。况且这时候许多人都有了一定的积蓄，在国内分别已久的父母、兄弟姐妹、妻子或未婚妻，都在等待着他们早日回国团聚。团聚就成为此时青田华侨共同的愿望。现略举数人事例，说明此时大家所产生团聚愿望的必然性和必要性。

　　阜山人徐伯岩，1927年出国时，年仅十六岁，家中已定下一门亲事，未婚妻陈凤英年方十五岁，阜山王沸潭人。此时徐伯岩已三十四岁，陈凤英三十三岁，他们一直等待了十八年!人生青春有几何?还有多少青春能使他们再继续等待下去?!

　　阜山木桥头人徐则然于1925年到了巴西；家中未婚妻叫陈妹同一直守着他，两人足足等了二十年。此时他俩都已接近四十岁了，他们人生还有多少个二十年?!

　　山口人林作藩，大约于1908年离开中国，其时，家中妻子朱金英为他刚生下一个女儿还不到两个月。母女俩一直等待了三十多年，女儿已到中年还未见过父亲一面；父亲已近暮年，也不知道出世还不到两个月就分别的女儿，如今长成什么样子?!

　　仁庄人伍春和八岁丧母全靠哥哥伍锡和一手拉扯长大，兄弟俩相依为命。1927年哥哥回国后已有十八年了。十八年来一直朝思暮想惦念着哥哥。但是却忘了自己已经四十开外了，还没有一个正式家庭!

　　第一批来到巴西的青田华侨，当时都是二十岁左右，家中都有老小，有的刚结婚，有的才定了亲，抗战前都打算回国。无奈八年抗战使他们的愿望变为失望。如今抗战胜利了，他们这种愿望，一下子澎湃成潮，激起浪花。和季宗光、伍春和、项师橐等人一样，大家都归心如箭，天天在一起商量回国之事。喜悦的心情是近十几年来空前罕有的。

　　喜悦的心跳还未平静，中国内战的炮声又惊天动地响起来了!这炮声一直延续了三、四年……什么时候才能停止呢?!回国的愿望复成泡影。这时候，他们意识到人生的短促性，也意识到自己心灵的创伤、精神的空虚和生活的需要，都必须有一个家庭来弥补。因此，很多人在这段时间先先后后与巴西女人结成夫妇建立家庭(这代人中没有女性华人)故这个时期是青田华侨与巴西女人结婚最多的时期。

　　这一代人除了在1936年前回国的30多人以外，剩下的60多人中，与巴西人结婚的大约有40多人。其中只查到下列名单：

　　王益宗、叶秀明、吴仲儒、季宗光、陈锡连、伍春和、徐伯岩、陈松生、朱瑞林、卓学武、孙元兴、孙正方、孙逢王、阮正岩、卓进强、陈则然、林竹明、陈洪进、洪汉岩、洪汉宸、陈定连、邱德兴、裘益斋、杨克明、孙抱琪、孙益风等二十六人。

　　其中，很多人在国内都有妻子或未婚妻，这些女人一直为自己的丈夫守寡至今或至死，表现了东方女性对爱情忠贞不渝的特性。

　　在巴西重婚的丈夫，更没有忘记国内的妻子或未婚妻，他们只能选择频频寄钱给她们的方式来弥补自己的内疚。

　　徐伯岩的未婚妻陈凤英，自1927年十五岁开始为丈夫守寡至今。徐伯岩虽然经常寄钱给她，仍感到无法弥补自己的内疚，常常叹息“对不起凤英”。而陈凤英却感到满足了，因为她谅解他，知道丈夫远在巴西还惦记着她。如今八十多高龄了。

　　徐则然于1925年到巴西，四十年代后期病故。国内的未婚妻陈妹同闻此噩讯，悲痛欲绝!后来移居丈夫家中守寡到前几年才结束自己不幸的一生，临终前还念着丈夫的名字。

　　孙抱斋，桐桥人。二十年代出国时，妻子才怀孕两个月。孙抱斋没有条件回国，最后病逝巴西。国内妻子为他守寡至死。孙抱斋出国时，其妻怀孕两个月的是一个儿子，至今七十多岁，从未见过父亲一面。

　　林作藩在抗战以后，年迈多病，经济困难无法回国，在巴西没有重婚，孤零一人。在凄凉的生活中，经常惦念着国内的妻子和出国时还不到两个月的女儿，逢人便说：“对不起她们”，临终前连连念着这句话，直到咽下最后一口气。国内的妻子一直为丈夫守寡到死，死后不能与丈夫同坟!!林作藩出国时，还不到两个月的女儿，一直到八十多岁高龄，寿终正寝时，仍未见过父亲一面。

　　五十年代后，有部分人回国与妻子团聚。然而，时间老人已经把他(她)们都变成白发苍苍的年迈之人，相会时老泪纵横，不敢相认。

　　与其说这段时期是青田华侨与巴西女人喜结良缘的喜剧的话，还不如说是这个时代为他们的人生所编导出来的悲剧!

（待续）